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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張純如與那段歷史和那些奔跑在逃亡路上的南京百姓產生了共鳴。因此，她的敘述才顯得那樣有質感。
其實，在張純如的《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出版以前，我們國內已有很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學術著作出版。其中很多論述翔實，還獲了獎。但這些文章的敘述語言太枯燥了，很少有普通讀者會去讀。
時隔10年，當楊夏鳴重新翻譯張純如的書時，對書裡關於倖存者的敘述也曾有過疑惑。“書中記錄的第一個倖存者唐順山，經歷太有戲劇性了，我曾懷疑張純如敘述中有演繹的成分。”但當重新觀看張純如留在他那裡的採訪錄影時，他發現書中的記錄竟與倖存者的口述分毫不差。“張純如毫無添枝加葉，僅僅用事實就打動了讀者。”
而國內那些以南京大屠殺為題材的通俗作品，顯得過於情緒化和戲劇化，從而沖淡了史實本身給人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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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與具體的（2）
史實的力量，是最能打動人的。
令朱成山至今記憶猶新的，是他在波蘭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位於距波蘭首都華沙300多公里的偏僻小鎮上。1946年波蘭剛剛復國，就以立法的形式，把它確立為國家博物館，並進行原地原貌儲存。
奧斯維辛集中營裡最令人震撼的不是那些照片和講解，而是那些壁壘森嚴的圍牆，密佈四周的電網，高聳的哨所看臺，是那些曾經結束過110萬人生命的絞刑架、毒氣殺人浴室、焚屍爐……這些原貌儲存的場景，使觀者一進入其中，便感受到一種無形的氣場。最令人難以忘懷的，是展廳裡成堆的遇難者穿過的鞋子，用過的皮包，以及那些死去猶太人的頭髮。這些實物比任何描述，給人心靈的衝擊都要大得多。
而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除了原地儲存的遇難同胞屍骨，更多的還停留在照片加說明的展陳方式上。紀念館所在的江東門地區，就是當年日軍集體屠殺南京百姓的一個“萬人坑”遺址。可在1984年建館的時候，建設者們並沒有刻意尋找遇難者的屍骨，以至於1998年當他們在館內整理草坪時才發現這些遺骨。紀念館研究部主任梁強說：“當時想趕快把館建成，也沒有注意挖掘這麼重要的歷史證據。”
2004年，猶太人大屠殺遇難者姓名中央資料庫建成，人們可以從中查到300萬左右遇難者的姓名和個人資料。但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哭牆”上僅鐫刻著3000個遇難者的名字。這個巨大的反差刺激著朱成山的神經。
2007年是南京大屠殺70週年紀念，紀念館要進行第3次擴建。新館建成後，展廳面積將從原來的900平方米，擴大到6000平方米。這麼大的展廳，展覽什麼？怎樣才能幫助人們找回對那段歷史的情感記憶？
朱成山想到了參觀以色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時，那個裝滿遇難者檔案盒子的展廳。“那個展廳裡，檔案盒從上到下裝滿了整面牆壁。每個可以蒐集到的遇難者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檔案盒。盒子上寫著他的名字，裡面裝著屬於他的資料，不但有年齡、職業、家庭，甚至還有生前的愛好。”
如果，能找到那些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名字，把他們編成《名錄》，輸入“資料庫”，再製成檔案盒，那將給人們一種全新的瞭解歷史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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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50年的追問
2005年，《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錄》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名錄》的編輯工作開始了。
然而，時隔70年，想找到那些逝者的資訊，談何容易？資料的缺乏是編輯者們遇到的最大困難。
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和倖存者的資料，遠比被納粹屠殺的猶太人的名字難查。研究南京大屠殺多年的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王衛星說，“猶太人進入集中營很多都做了登記，但當時南京的流動人口很多。淞滬會戰時，很多上海和安徽的難民認為南京是首都，會安全一些，都跑到了南京。而很多南京人又跑到了鄉下。”
南京金陵中學的一位老師也證實了這種說法。他說：“那時候，管逃難叫‘跑反’。我們家原本在安徽鄉下，鬼子來的時候聽說南京城裡安全，就跑到南京。到南京以後，又聽說鄉下安全，又跑到鄉下去了。”
這種毫無規律的人口流動，加上連年戰亂，戶籍制度不完善，使得編輯者們不可能根據戶籍查詢遇難者和倖存者的姓名。
幾乎所有研究者在談到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調查時，都惋惜地說，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