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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太膽小了，中國軍閥看帝國主義，那是無上的，東交民巷，不容許中國武裝入內，是載在條約上的，哪能例外呢，他們對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絕不是問題的全部。李大釗之女李星華回憶：“那些日子裡，父親格外忙。我們住的那座院落後面，有一個僻靜的小院子。父親和他的同志們在那裡生起一個小火爐，一疊疊的檔案被父親扔進熊熊的爐火中。”星華常常蹲在旁邊呆呆地看著。那些書籍和紙片扔進爐子後，立刻冒起一股濃煙，隨後“忽”地一下燒著了，變成一些深灰色、淺灰色的蝴蝶飛了出來，在空中不斷地飄舞盤旋。
既然已經在銷燬檔案，就說明已經做了最壞的準備。在王德周的印象裡：“二十八號小門裡（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並不是毫無準備，把所有檔案，放在炸藥的下邊，在小門裡邊看著，如果特務們來了，或發現槍聲，就馬上用電流通電把它們都燒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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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脫身機會（2）
其實，早在楊度之前，就不斷有同志、學生、親人、友人勸李大釗離開北京，也不斷有人在李大釗的安排下到南方參加北伐戰爭，或者被派往蘇聯學習。李大釗卻總說：“我不能走，我走了，北京的事誰來做呢？”
這個“事”是什麼事？今天已無從知曉。它可能是指策應北伐的各項工作，也可能是某件具體事情。但它一定與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革命大業息息相關，與北伐戰爭的成敗息息相關。與它相比，李大釗覺得自己的安危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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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1）
因為涉及外國使團，警察廳這次的行動可謂煞費苦心。
動手前，為保萬無一失，他們派出一個名叫吉世安的警察，最後一次確認李大釗在不在俄國兵營裡。這個吉世安從譯學館畢業後，曾被分配到京師警察廳做外事工作，跟駐華的各國使館都有公私來往。他跑到蘇聯大使館，先以私人關係找到了使館秘書畢德諾，假稱自己跟李大釗是朋友，有封信要交給李大釗，但他自己不便跑到俄國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