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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不敢貿然行動。
1927年3月的一天，警察廳裡突然躁動起來。西交民巷有情況！
警察迅速趕到，當場拘捕7人，搜出了正在分發的秘密傳單。恐怖隨即蔓延開去，黨的6處秘密機關暴露，100多人被捕。反動軍警一下來了精神，“京師警察廳”司法科長沈維翰親自出馬，連續審訊了3個晝夜，終於發現有一個叫李渤海的嫌犯是真正的共產黨員，而且就在李大釗身邊工作。
李渤海，山東人，1920年夏天入北京大學讀書，是李大釗的學生。1923年，他由高君宇等人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一度前往山東開展革命工作。1925年秋天，李渤海被調到中共北方區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工作，當過國###動委員會書記、宣傳部長。李大釗避難後，俄國兵營內的共產黨組織以及李大釗同外界的聯絡，多由他承擔。
李渤海被捕後叛變的情形，直到上世紀70年代末，沈維翰在接受臺灣媒體採訪回憶往事時，才道出多年鮮為人知的內幕。他說李渤海“經多方勸導，頗能合作，將李大釗藏匿在東交民巷蘇聯使館之情報及其他共產人員名單供出”。沈維翰如獲至寶，因為李渤海是唯一一個被捕並叛變、而且又在李大釗領導下工作的人物，熟悉共產黨的內部事務。為避免打草驚蛇，警廳悄悄釋放了李渤海。除了當事人，此事再無人知曉。
所以，這個李渤海在李大釗犧牲之後還當過中共北京市委主要負責人。1927年10月，他再一次被捕叛變。後來，李渤海改名黎天才，追隨張學良左右，深得少帥信賴與賞識。1955年，身居上海的黎天才以“叛徒、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判處無期徒刑。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重新審理此案，撤銷原判，改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此時，李渤海已死去20年。
叛徒供出藏身地點（2）
此外，1991年4月3日的《文匯報》上還有一種說法，與沈維翰的回憶類似又不盡相同，但也提到了李渤海的叛變：1926年9月，京師警察總署北苑分署在北苑西南一個小村口，抓到一名身上帶有“赤化宣傳”印刷品的人。此人招認是中共北方區委交通員，並將負責人李渤海供出。李渤海的叛變使敵人獲悉：中共北方區委及李大釗等均隱蔽在俄國兵營內。不久，特務抓到了一名經常出入蘇聯使館的交通員，這人叫李大成。特務們把李大成押到前門內順成街警察署司法處，警察局偵緝處長吳鬱文親自審訊，軟硬兼施。李大成就把他知道的情況稀里嘩啦全招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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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脫身機會（1）
進入4月，內外情況都摸清楚了，敵人隨時可能收網。但直到最後一刻，李大釗其實還有脫身機會。
張作霖一直有個很大的顧慮：全副武裝衝進去抓人，這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歷史上尚無先例，就算是打著“討赤”的旗號，列強們能答應麼？為防橫生枝節，張作霖決定先派人與蘇聯之外的各國使館聯絡。
4月4日，直魯聯軍的總參議楊度聽到了一條驚人的訊息。
楊度，字皙子，民國時期的名士。他組織過為袁世凱稱帝鼓吹的“籌安會”，也當過北洋軍閥政府的高官，此時是聯軍總參議，暗地裡卻幫著國民黨在各軍閥之間周旋。那天，楊度去北京太平湖飯店參加朋友女兒的婚宴，正好碰上了當過外交部總長的汪大燮。楊度有意無意地攀談：“外交方面可有新聞？”汪大燮回答：“亦可說有，亦可說無。”“此話怎講？”楊度追問。汪大燮說：“張大帥已經派我與東交民巷的外交使團打了招呼，政府要派人進入俄國兵營搜查，望各國公使諒解。”
得知此訊，楊度找了個託辭，趕緊離席。
汪大燮並不知道，楊度早在1922年就在孫中山家裡結識了李大釗，還常常利用自己的關係，幫助李大釗瞭解軍政內幕。俄國兵營裡住著李大釗，楊度是知道的。當晚，楊度就把從汪大燮那裡聽來的訊息告訴國民黨北京特別支部書記胡鄂公，並傳進了俄國兵營。據說，接到訊息，4名革命者馬上離開了俄國兵營。可惜的是，李大釗卻沒有走。
李大釗為什麼沒走？對這個問題，80年後幾經爭論，迄無定論。
上世紀50年代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釗先生傳》裡提到過王德周（追隨李大釗多年，當時是黨在天津的負責人）的一段回憶：“在1927年元旦，我和李先生談，北方區辦公地點需要趕快想辦法，因為在帝國主義勢力範圍以內，去進行打倒帝國主義，是最危險的事情，應趁早遷出。當時李先生的答覆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