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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信其實就是便條一張,上面寫著“外面對你風聲甚緊,請多加註意”,沒有上下款。畢德諾一看也沒多想,就叫了自己的中國僕人來,讓他把信送去西院的俄國兵營,交給李大釗。吉世安由此確定,李大釗彼時確在俄國兵營裡。安國軍總司令部便命警察總監陳興亞、憲兵司令王琦等人第二天馬上動手。
1927年4月6日,恰好是清明節,天清氣朗。一早起來,星華、炎華姐妹高高興興地換上了新夾衣。母親趙紉蘭帶了炎華去兵營空場上散步,星華坐在外間長椅上看報,李大釗在裡間屋裡伏案工作。
吉世安這天也起得很早。因為身負特殊任務,他一起來就換上了中式斜大襟藍褂子,布褂長及膝下——平日裡耀武揚威的警察,打扮得像個僕人。
包括吉世安在內,京師警察廳這天派出了300多人的行動隊伍。帶頭的人揣著一份正式公文,公文上稱:“蘇聯使館內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局辦事處、庚款委員會等處有共產黨陰謀暴動的組織機關,須立即搜捕,事出緊迫,請各國公使准許。”
這當然就是做個樣子,因為張作霖早已獲得了以駐京公使團團長、荷蘭公使歐登科為代表的各國公使的默許。據說,這位張大帥派人對公使團一通嚇唬,說是蘇聯使館裡至少有4000多支槍械,共產黨可能要搞暴動,對公使團很不利。對紅色蘇聯本就充滿敵意的公使團,也就以“蘇聯不在辛丑條約簽字國之列”的託辭答應了。
後來發生的事情,當時的《晨報》上有詳細的記載:上午10時30分左右,東交民巷東西北各路口突然來了好多洋車伕和穿便服的行路者,過往行人都覺著不大對勁兒。11時,150多名警察、100多名憲兵全副武裝,從警察廳出發分路直撲東交民巷。一部分人把守各路口,剩下的人包圍了蘇聯大使館。
李星華當時就和父親在一起,她在回憶錄裡清晰地記錄下當時的情景:
“不要放走一個!”粗暴的吼聲在窗外響起來,喊聲未落,穿著灰制服、長筒皮靴的憲兵們,穿便衣的偵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擁而入,一瞬間擠滿了這座小屋子……一個壞蛋立刻衝到跟前把父親的手槍奪過去了。
被捕(2)
在這許多軍警中間,我發現了被捕的那位工友閻振山,被繩子牢牢地拴住胳膊……他們把他帶來,當然是叫他認人的。那個身材粗大、滿臉橫肉、長著一雙惡狼般眼睛的便衣偵探指著父親問閻振山:“你認識他嗎?”閻振山只簡單地搖一搖頭,表示不認識。“哼!你不認識?我可認識他呢!”胖偵探狡猾而陰險地一笑。
警察們在綁走李大釗的同時,也沒有放過李星華。他們用一條白繩捆住星華的胳膊,拉著她飛快地走出東交民巷,往北穿過郵政總局門前,把她從一個便門帶進了警察廳。同時被捕的還有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趙紉蘭母子等33人,以及蘇聯使館工作人員16人。
從敵人的角度上講,這次突襲搜捕行動很成功,可謂“人贓並獲”。為此,吉世安帶著十幾名僕人打扮的便衣,在大部隊之前就趕到了蘇聯使館。他們在領口右邊的扣子上拴一根一寸長的白線條,以作識別。10個人首先跳牆進去,外面巡風的人就裝作在馬路邊上曬太
陽。這些人的任務就是在行動開始時迅速搜查和保護“證據”。
吉世安在解放後交代說,他們闖進去時,屋內正在燒檔案。但檔案只燒燬了很少一部分。因為是上等紙印的,不愛著火,沒有燒透。而且,火很快就被撲滅了,因為抓捕隊居然是帶著消防車來的!消防隊員還特別裝備了水銀,用水銀滅火,以防對紙質的檔案造成傷害。
據說,當天從蘇聯使館裡拉走了7車檔案。李星華看著警察和憲兵來來往往地把一筐筐書報和檔案抬進了警察廳的院子。他們像一群捕到獵物的狗,欣喜若狂地忙碌著。
各方營救(1)
軍閥料想了搜捕時的種種,大概沒有料想到引發的社會影響之大。
事發後,京津各報社評,都為李大釗呼籲。營救李大釗的人亦多方努力,有人論法理,有人道人情,有人捐款,有人奔忙。
4月9日,政府校務討論會召開,席間提議“李大釗雖屬共產黨員,究系迷信學說,與故意擾亂治安者情形微有出入,應請當局略跡原情,貸其一死”。9所國立大學校長商定自10日起分途營救。北大校長余文璨、師大校長張貽惠隨後前往文昌衚衕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