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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覺地出這個電報是安福系所偽造的。他不禁失聲而呼，“我上當了”。
黎在上海組織政府計劃失敗後；11月1日，黎又一次邀請西南各省代表在寓所談話，宣佈他不久到日本去養病。11月8日，他乘“高麗丸”輪船東渡。到1924年5月11日，他又人不知鬼不覺地從日本溜回天津去了。
津保政客籌足賄選經費後，便放出空氣說，約法規定總統辭職後，國會應在三個月內選出新總統，攝政內閣的命運不能超過三個月。隨後山東省長熊炳琦（原任曹錕的參謀長）到北京主持大選問題，在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大選活動的機關。這時，在滬議員每月只能領到三百元，而在京議員每月可以領到六百元，因此議長吳景濂收買議員的政策取得了效果，回京的議員越來越多。
8月24日，吳景濂在兩院談話會上提議常會出席費增加為每星期一百元，自27日起實行。此案在出席者152人中77人同意得以成立。8月29日，攝政內閣正式備文催促國會選舉總統。於是反對派議員彭養光、韓玉辰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控告吳景濂、張弧、熊炳琦、王毓芝、劉夢庚公然對議員進行變相行賄，離京議員也紛紛通電揭穿這個黑幕。但是，截至8月底止，離京議員已減少為385人，其中還有不少是北京派去作內線的破壞分子，也有奔走津浦道上三面領款的投機分子，拆臺派的陣容越來越渙散了。
9月2日，山東省長熊炳琦、內務部總長高凌霨等在甘石橋議員俱樂部設宴招待議員，熊炳琦公開提出大選問題。此時已經不是什麼“先憲後選”的問題，而是“先付後選”的問題：保派政客擔心付款後議員不投票，議員擔心投票後保派不付款。票價早已規定每張五千元，有人建議先付三成即一千五百元，保派認為必須足夠法定人數才能照辦（總統選舉會的出席人數須有583人以上）有些“大議員”要求在普通票價外另給特別報酬，有的不願得錢而願得官。當天協商的結果，決定先開總統選舉預備會以測驗出席人數，但是先付後選和爭多論少的問題仍未完全解決。
9月23日，國會各政團在甘石橋的在京議員已有600人以上。9月30日，大選問題由於人款兩足而有水到渠成之勢，於是張作霖、盧永祥、何豐林、林建章和西南各省軍閥唐繼堯、熊克武、許崇智、楊希閔、劉震寰等，先後通電反對直系賄選總統的醜劇。
10月1日，甘石橋俱樂部發出支票573張，每張五千元。支票一律未填日期，須在總統選出三天後由開票人補填日期並加蓋私章才能付款。除普通票價外，還有一萬元到一萬元以上的特殊票價。
10月5日上午8時半，選舉會主席吳景濂到院，立刻吩咐秘書查點到會人數，但簽到者不多，臨時改為不定時開會，即何時籤足人數，何時開會。甘石橋大選機關派出汽車180輛，分途迎接議員到會。上午11時40分，簽到者還不過400多人，吳景濂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便又派出可靠議員分途去拉同鄉同黨的議員，每人至少要拉一人回來，因此有些患病議員也被他們拉來。為了湊足人數，臨時決定凡不投票而肯前來出席者也一律發給五千元的支票。一直到下午1時20分，簽到者有593人，才搖鈴開會投票。4時唱票完畢，直係軍閥首領曹錕以480票當選為“總統”。孫中山也有18票。廢票12張。
曹錕於10月10日到北京就職為###總統。 。 想看書來
五、北京政變被軟禁
五、北京政變被軟禁
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張作霖的失敗告終，但東北的地盤仍由奉系軍閥控制之下。後來在日本的全力支援下，經過整軍經武、訓練新兵，重新擴充了實力，做好準備後，張作霖著手擬定了對直系的作戰計劃，決心再入關，重新掌握北京政府的大權。曹錕則志在“武力統一”到處大動干戈。兩雄相鬥，勢不可免。
1924年9月，爆發了江浙戰爭。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二天，張作霖立即向曹、吳發起挑戰，第二次直奉戰爭開始。張作霖自任為鎮威軍總司令，親率姜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的一至六軍，15日分別向榆關、朝陽兩路出發。曹錕接到奉天發來的挑戰後，便急如星火地電召吳佩孚迅速到北京主持作戰任務。17日晚曹錕在總統府大設宴會，以全體閣員及北京軍警長官為陪。他滿臉誠懇地緊握著吳佩孚的手道：“老弟，我已經老了，辛苦你攝行陸海軍大元帥的職權，一切便宜行事！”
18日晚間10時，吳在總統府四照堂組織討逆軍總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