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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段祺瑞與安福系也在天津進行反對直系的活動。黎段雖然有成見，但是此時政治方向相同，因此黎想引用###張勳時期的前例，任命段祺瑞為討逆軍總司令，張作霖、盧永祥為副司令，共同出兵###直系。這個計劃也因黎本身毫無實力，不受皖奉兩系的重視而無法實現。
關於國會問題，此時孫中山已經拋棄了護法的旗幟（這個旗幟已被直系奪去），不擬迎接國會到廣州開會，“反直同盟”準備在上海召開國會以折直系的臺。孫中山派人到北京招致國民黨議員和反對直系的議員到上海，盧永祥指定以上海紙菸捐、電報局收入、菸酒稅及鹽稅餘款為國會經費，張作霖表示財力如有不足，願意予以接濟。來滬議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津貼三百元。當然，黎元洪的個人財產力遠遠不如皖奉兩系，因此到津議員紛紛到上海，反對直系的核心也就在上海而不在天津了。7月14日，到滬議員約二百人舉行移滬###儀式。發表對內外宣言，但國會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正式召開。
盧永祥與直係軍閥、江蘇、督軍齊變元因為爭奪上海而久已互相仇視。齊準備聯合另一直係軍閥、福建督軍孫傳芳共同出兵，並由王承斌帶領第二十三師南來打接應，杜錫珪帶領海軍為輔助力量，進攻浙江和上海，7月上旬，齊變元指使江蘇團體通電反對在上海召集國會、組織政府，同時松滬護軍使何豐林也質向江蘇當局何以增兵崑山，於是江浙局勢突然緊張起來。但是曹錕和吳佩孚反對兩面作戰，認為直系當前的大敵在奉天而不在浙江。皖系在浙滬一帶的兵力相當雄厚，駐滬海軍將領林建章又表示了反對直系的態度。孫傳芳在福建又受到皖系力量的牽制，一時不能發動。而另一方面廣東內戰未停，孫中山難於抽調軍隊北伐；張作霖正在埋頭訓練新軍，不利速戰；皖系孤掌難鳴，也不敢首先發難。當齊盧雙方調兵遣將相互戒備時候，江浙紳士張謇、張一鏖等組織江浙和平協會，奔走於南京、杭州之間，進行弭兵運動，在這些形勢下，8月19日齊變元、盧永祥、何豐林成立江浙和平公約五條，雙方宣告“凡是以引起軍事行動之政治問題及保境安民之障礙者，均避免之。”這個條約成立後，就使在上海召開國會、組織政府和召開各省聯席會議的種種活動完全破滅，江浙局勢大為緩和。
這個時期，離京議員雖然日益眾多，但是其中大多數都是些追逐個人名利的政治投機分子。津保政客的利誘政策使不少到滬議員又被吸引回到北京。“反直聯盟”鑑於此種不利的形勢，便想利用黎元洪為工具，迎接他南下以加強反對直系的政權氣氛。黎接到上海議員劉楚湘等催他南下的電報後，8月26日在本宅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南下的問題。出席會議的安福系政客傳達段祺瑞的意見，同意他南下組織政府，但須宣告總統任期到###（十月十日）為止，屆時應當任命段為內閣總理，攝行總統職權。黎覺得任期如此短促，還是不走為妙。隨後不久，安福系忽又交來盧永祥催促他迅速南下的密電，叫他務須於9月13日以前趕到上海，否則北京賄選總統告成，就更難應付了。這個電報使黎大為###，因為盧永祥是皖系的實力派，有了這位實力派捧場，他在上海組織政府就不會發生任何阻力。9月8日，他和莊景珂、陳宦乘日本“鐵城丸”號輪船離開天津。
9月11日，黎在上海杜美路（現東湖路）26號寓所招待中外各報記者，說明他到上海是為“維護法律、整頓紀綱”而來，本人任期在國會未作出決定以前不能隨意去留。這是他準備在上海組織政府的初步活動。
黎到上海後，江浙紳士擔心影響江浙和平，紛紛阻止黎在江浙地區內從事“足以引起軍事行動”的任何政治活動，有的勸黎早日離開上海；“反直聯盟”認為黎在上海是個人行動，無足重輕；盧永祥在致齊變元的電報中強調尊重江浙和平公約，並向杭州商會表示，黎在上海作寓公，來去可以自由，本人對他採取既不歡迎又不拒絕的態度；張謇勸黎“冷靜自處，杜門謝客”；自稱為黎的“故人”的孫發緒有電報呼黎為“先生”，勸他到海寧去觀潮。9月13日何豐林出了一張佈告說，“倘有破壞治安、擾亂秩序之行為，無論何人，概予拿辦”，這個佈告顯然是對黎而發的。
13日晚間，湖北籍議員劉成禺登門來訪，問黎為什麼要突然來到上海。黎說：“盧永祥有電報歡迎我，來得並不突然”。劉把各方面的真實情況告訴他，他才如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