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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鐘了，我忙不迭拿過鐵鍬，急三趕四刨將起來。那是一把小洋鍬，我的力氣又不夠，一鍬下去，也只是一個白印子，刨下一小塊凍土，至少也要三五下，就這，也比用鐵鍁效率高得多。一個小時過去，終於刨出一個米把深的坑來，此時已是大汗淋漓了。累是累點，卻還是因為稍有成就而有點興奮，於是雙手緊握洋鍬，高高揚起，奮力刨去，這時只覺手心發粘發痛，張開手掌一看，啊呀，竟然是滿把的血，原來兩隻手上不知什麼時候磨出的好幾個大紫血泡已大半破裂。
此時，天空陰霾起來，寒風乍起，曠野裡了無長物，令人感到荒寂和孤獨，而手上難忍的疼痛，更讓心裡泛起一股淒涼感和委屈感。真是到了該離開這片生活勞作了近三年的土地的時候了！我將自己的鐵鍁交由一位社員拿著，用毛巾緊裹著血泡破裂的手，黯然離去——不是回生產隊，而是回縣城的家裡，去等待大學錄取的通知書。
賣牛肉
老黃牛死了，許多社員主張分肉吃，隊領導班子不同意，一者私分牛肉是犯錯，二者隊裡要買手扶拖拉機正缺錢。於是決定把牛肉賣掉，牛骨頭煮湯，每個出工的社員可以喝上一大碗。當然，煮過的牛骨頭，也要賣掉。
牛肉煮成半熟，據說這樣最壓秤。滿滿裝了兩大筐，由副隊長、我和一個勞力（男社員）拉著平板車，去縣城賣。之所以選我，是因為我是知青，沒有私心，由我在旁監視，社員們放心。
初冬的早晨，田野裡瀰漫著濃濃的霧。我們在坎坷不平的土路上不緊不漫地走著，興奮的討論著牛肉能賣多少錢。最後副隊長敲定，由我記帳，副隊長收錢，勞力掌秤。每斤牛肉底價六毛，要價八毛，賣的價格越高越好。
剛走到運河大橋上，就有一個船蠻子（使船的南方人）問牛肉多少錢一斤。我興奮的剛要開口說八毛錢一斤，卻被隊長搶先說九毛一斤。那船蠻子嘴一撇說：“人肉也沒那麼貴！”掉臉就要走。我急了，怕第一筆生意泡湯，又怕副隊長的漫天要價把人嚇跑，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最低六毛一斤！”這是我頭一次做買賣，以為喊出了最低價，人家會還高一點價呢，誰知船蠻子開口就要三斤。我激動的趕緊掏本子記帳，副隊長則皺皺眉頭，推推勞力，說：“給他稱！”賣完肉，副隊長對我說：“你嘴可夠快的，砍價也要三分五分的砍，你一讓就是二三毛，這樣可不行，賣不出價的。再賣，由我砍價。”我唯唯諾諾，老老實實“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們的牛肉攤子，擺在了老菜市口，也就是小十字街口，算是鬧市的中心，南來北往必經之地，離我家住的文化館西邊的高臺子，也就百把米。這是我的主意，因為我是老街人，知道哪兒最有人氣，而且街面上的人都熟，不會有人找麻煩，更何況我還有後臺：一者母親是街道主任，二者鄰居大爺是工商局長。
“便宜賣了，八毛一斤，小黃牛肉，嫩死了！”副隊長一陣吆喝，老黃牛肉成了緊俏商品。買牛肉的，看熱鬧的，把我們的牛肉攤圍了個裡三層外三層。開始時，我還低著頭記帳，怕被熟人認出來。漸漸被火爆的討價還價氣氛所感染，看著那麼多人爭買牛肉，內心升起自豪感，便把頭昂得老高，不僅幫副隊長收錢，幫勞力割肉，還主動講起價來——此時一開口可不是底價六毛了，而是九毛。副隊長誇我會叫價，買肉的說我越年輕心越狠。
下午三四點，牛肉就賣得差不多了。大家都還沒吃午飯呢！副隊長讓我合合帳，說不賣了，大家上小飯店吃飯去。我堅持讓他們去我家吃。副隊長推辭了一番，就把剩下的幾斤牛肉一提，說：“那就上小徐家吃吧！”
老黃牛肉其實很不好吃，燒了很長時間，還嚼不動。副隊長不好意思地自我解嘲道：這樣的死牛肉，賣六毛一斤都貴了。
2008年9月17日21：50：12
一斤白糖
那是1976年的夏天，和公社會計以及其他大隊的幾個知青，結伴去縣城開會。回來的路上，會計說他想買一斤白糖，留當藥引子用。幾個知青推薦由我來辦，因為我母親是街道主任，應該可以走後門買到。於是我就收了他的五角錢。那時白糖是憑票供應的，城鎮戶口每人每月也就是二兩，走後門買一斤白糖，也是要好大面子的。
母親聽後，有點為難，但還是答應了下來。大約半個月後，終於買到了一斤白糖。等我將白糖拿回生產隊時，已是一個月後了。我一方面讓人捎信讓會計來拿，一方面想等到去公社時捎給他。但此後，卻一直沒有了他的訊息。眼看那包糖的草紙一點點由潮到溼，急得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