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恩報恩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型牌子，掛在各家的大門上。送信送報找人，極方便。沒有牌子的住戶，就是黑人黑戶了。
街道居民的住房大都自己蓋的，按面積，一年只收幾毛錢的地皮租。院子裡的樹，是自己栽的，卻不是屬於自己的，要是砍伐，需報鎮裡批准，折價了賣給自己。我之所以對此政策特熟，是因為我家的院子裡，曾經種過兩棵大柳樹和一棵大棗樹，最後全砍了制傢俱。
街道居民，身份很特別，正式的叫法是“城鎮居民”，有戶口本，有糧食本。我們住的那個居民區，實際上社員也不少，但大都是城鎮戶口居民的家屬，這些家屬也都是附近生產隊的社員。他們平時要幹農活，要養雞養豬，工資是掙工分，吃糧是生產隊配給，不像我們城鎮居民，有正式工作的有工資，沒正式工作的可以打小工，而且還可享受每月最低8元錢的生活保障，吃糧吃油，都是到糧食局買，大米只幾分錢一斤，便宜的像白送。所以那時，城市居民和農村人的身份真是天壤之別，城市居民有著極大的優越感，農村裡長得漂亮的姑娘，最大的理想就是找個城裡人的老公，這叫一步登天。這樣的例子，我們那一片中很多，只是嫁到城裡，還是黑人黑戶，入不了城市戶口，而且孩子的身份總是跟著母親走，還不能找正式工作，社會地位，比城裡人低，比鄉下人高。據說這型別的婦女，需在城裡生活一二十年以後，才有希望轉為城市戶口呢！
街道上的事，真是千頭萬緒，可以說，小到家庭瑣事，大到時政大事，衣食住行，思想行為，沒有不管不問的。那時政治運動多，三天兩頭要開居民大會，沒地點，多是在大馬路邊的空地上，黑壓壓的一大片，聽街道主任讀報紙或檔案。讀報的事，我就多次替母親做過，所以對《人民日報》特別有感情。還幫街道抄寫過大字報，那時也就十歲左右。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夜裡九點多鐘，母親參加學習班沒回，家裡來了四五個小大姐，嘰嘰喳喳的，說是要開證明去領幹小工子的錢，纏著我，讓我給開證明，還“小弟小弟”的喊得香甜，沒辦法了，我只好拿出紙筆和街道的大印，在媒油燈下，一筆一劃地給她們寫了證明。她們填誇我字好，還說領了錢買糖給我吃。回來將此事說與母親聽，母親笑著說，以後這樣的事，都交給我做了。因此，我成了街道主任的秘書，這是我小時最自豪的事，似乎比別的同齡孩子高出一頭，像個大人。
*時，街道主任也被當作走資派批鬥了一陣，大印也被造反派繳去了，讓我覺得很失落。後來中央*小組有指示，說大隊一級不屬走資派，於是街道主任搖身一變，也成了紅衛兵，大印重要回到手中。這時街道熱鬧了，也分成兩派，整天爭來爭取，開會成了吵架。有一陣，街道組織收舊書小組，到各居民家裡收舊書，我跟著參加了幾次，被那些舊書所吸引，後來就乾脆躲在街道辦公室裡偷看他們收來的舊書了。也是從那時起，培養了讀書的興趣。當時不僅看，還偷了幾本呢！印象最深的，是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那書，我至少看了十遍也不止。
*初期，躍進街道辦公室就在我們住的高臺子的西路口，農業銀行宿舍的西側，水上公園門東二十米遠的地方，其前身是已搬到老菜市場的醬鹽店。那時不上學，街道辦公室成了我們玩耍的主要場所。我拿著鑰匙開門時，身後總是跟著一大群小孩子。辦公室是前後兩進院子，放著兩把太師椅和一個老舊的八仙桌。三抽屜的辦公桌是禁區，鑰匙從未給過我。而那隻古色古香的大立櫃才是最神秘的地方，好容易開啟一次，發現好東西特多，我就從裡面偷拿一些好玩的東西，印象最深的是農業銀行的儲蓄卡，好像有幾百上千張，都散發給了小夥伴。還有就是一隻廢舊的電話用的大幹電池，剝開鉛皮賣了五分錢，挖出的漿糊裝滿了一瓶子，乾電池內層纏著的長長的絲線，都給了女孩子們當跳繩，再裡面，是黑炭石，砸碎了分給大家當粉筆，最核心的是一隻又粗又長的黑炭棒，像只大鋼筆，那隻能屬於我本人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街道居民大會，是發現我們居民區的一個屋牆上有“反標”。先是派出所來照相，又在夜裡召開全體居民大會排查。最後搞清楚了，是一個小孩先在牆磚上刻“毛主席萬歲”，另一個小孩又在上面刻“打倒劉少奇”，陰差陽錯，成了反標。結果是，那兩個孩子和其父母被叫到街道里狠訓了一頓，回家自然又免不了一頓痛打。我們則是緊緊跟在後頭，高呼著革命口號，還跟著鬥了那兩個小孩好幾次呢！
……
街道的故事太多，真全寫出來，那要是一部大書了。就此打住吧，但願這些零零碎碎的記述，能喚起老運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