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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時，我們許多人都認為，問題已經得到徹底的解決，歷史的“週期律”將不再重複。但是事與願違，當“也曾相信過”革命將會給中國帶來“地上天堂”的顧準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18年後的1967年，親眼目睹“人們以烈士的名義，把革命的理想主義轉變為保守的反動的專制主義”的時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的問題。顧準的回答是：“我堅決走上徹底經驗主義、多元主義的立場，要為反對這種專制主義而奮鬥到底！”
“為什麼激進的革命道路沒能帶來人民的福利和社會的進步，相反還轉化成了新的專制主義？”吳敬璉的思考答案是 — 不論是“左”的極端主義還是“右”的極端主義，都會給社會帶來災難。在重大的社會變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觀點分歧雙方溫和派的結合。如果不是這樣，只要一方出現極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極端派，如果兩邊的溫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漸被邊緣化，社會就會被撕裂而趨向極端，而在兩個極端之間震盪，“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
吳敬璉由這個結論，進而推演到對中國現代化的思考—
對於當代中國人來說，值得慶幸的是，在“*”結束之後，中國政界、學界、企業界有識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設富裕、*、文明國家這一基本共識的基礎之上，開始了市場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動了中國經濟的迅速增長。但是，中國離建成富裕、*、文明國家的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特別是近年來由於一些重要經濟和政治領域的改革遲滯，一些社會矛盾變得尖銳起來。人們由於社會背景和價值觀的差異，往往對於這些矛盾的由來作出了不同的解讀，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這種社會矛盾突顯、不同政治訴求之間爭辯趨於激化的時刻，如何防止各種極端派的思潮撕裂社會，造成兩端對立，避免“不走到絕路絕不回頭”的歷史陷阱，就成為關係民族命運的大問題。防止這種悲劇的關鍵，在於具有不同政治傾向的人們採取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討論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吳敬璉繼續說，有些人認為，在暴君與暴民之間二者擇一、一治一亂，是中國歷史的宿命，只能聽之任之而無法逃避。我認為這個結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中國歷史上的輪迴，是舊的社會結構的產物，而不是不可改變的。近代經濟社會結構的變化，使中間力量主導社會發展趨向成為可能。在現代經濟發展階段，技術專業人員和經營專業人員的作用變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數也越來越多。新中等階層成為追求自由、平等與社會和諧的中堅力量。目前中國也進入了這個過程。主要由專業人員組成的新中等階層，包括各類科研人員和學校教師、工程技術人員和技工、中高層經理人員和一般公司職員、醫護人員以及公務員的隊伍正在迅速壯大。雖然我國新中等階層的利益自覺和公民意識都還有待提高，但他們是工薪階層中更多地具有現代文化技術知識的部分，追求的是經濟生活和政治環境的穩定改善，他們和社會弱勢群體有著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設富裕、*、文明、和諧的中國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須依靠的力量。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3）
從吳敬璉的這些文字中，我們可以清晰地讀出梁啟超、鄧孝可、鄧季惺、顧準的影子。這個在病床上偷聽延安廣播的年輕人，這個在勞改隊裡默默苦思的中年人，這個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戰的老者，這個在講臺上一站就是幾十年的知識分子，最終在偉大的改良主義傳統中找到了思想的歸宿。他和那些前輩一樣，反對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漸進的力量。
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建國60年的大慶。就在9月底的《財經》雜誌上，吳敬璉發表洋洋3萬言的長文《中國經濟六十年》①，回顧改革歷程，再度呼籲“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其程序更加不容耽誤，中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作為60年經濟變革的目擊者、參與者及政策謀劃人之一，吳敬璉總結說：“在中國改革歷程中，各個階段的多種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階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蘊含後一階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後一階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階段改革的某些遺產。”在肯定“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不小進展”之後，他進而談及，新世紀之初，“由於改革有所放緩，社會矛盾的態勢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在他看來，主要有三方面的問題。
其一，當國有經濟改革改到能源、電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業的國有壟斷企業時，改革步伐就明顯慢了下來。近年來，圍繞重要行業中，國有企業究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