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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真理的人（1）
吳敬璉的生命只與兩個字有關—“救國”。
80年間，他的“救國”主題有過3次轉折：20歲前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科學技術迷”，信仰的是“科學救國”和“產業救國”；35歲前，他相信“革命救國”，認定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將讓自己的國家擺脫貧困，變得無比強大，“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60歲前，他信奉“經濟體制救國”，堅信市場經濟將是中國變革的終極目標；而此後的他發現，唯有建立*法治的社會體制才可能完成現代化的目標，他成了“法治救國”的倡導者。
即便在晚年的憂慮與不安之中，吳敬璉也沒有失去他本質上的那種滿腔希望。
從顧準、孫冶方到吳敬璉一代，他們深受唯物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的薰陶。“受難者”顧準在讀書筆記中寫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決真善美的全部問題，哪一個問題的解決，也不需乞靈於上帝。”他因此進而說，“歷史沒有什麼可以反對的”。既然如此，那麼，人們就必須拒絕任何形式的先驗論，必須承認任何一種社會或經濟模式的演進，是多種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綜合作用的產物。顧準的這種思想也同樣影響了吳敬璉，使他在認識論上確信人類具有認識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眾以及一個國家能夠擺脫迷茫，最終選擇理性和趨最佳化的道路。
吳敬璉的人格特徵，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個批評性精神與建構性人格的混合體。
在50多年的經濟學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獨立和精神的自由，這在他看來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採訪時，記者問：“你對自己成為決策層智囊是否感到驕傲？”他當即回答說：“智囊不智囊的，一點不重要，作為經濟學家首要的職責是研究科學，發現真理，做一個有獨立立場的觀察者。”他的女兒吳曉蓮也這樣評論他的父親：“公眾可能認為我的父親距離決策層很近，但我不覺得他自己是這麼認為的，他只是將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向決策者提出儘可能正確的建議，至於被不被採納，那是另外一回事。”從本性而言，吳敬璉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他同“計劃派”人士對陣作戰，與一些學者激烈辯駁—有時候還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與某些激進的網民“勢不兩立”，在這些過程中，他並沒有感到什麼樂趣，甚至還因自己的反對態度而付出了代價。然而，他認為這一切都是必需的。
同時，他又總是以建構性的角度來思考所有的問題，即便在最困難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條可能的出路。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的知識階層就形成一種善於顛覆、樂於破壞的“悲情情結”，非“極左”即“極右”，視改良主義為“犬儒”，對中庸和妥協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視，這實際上造成了中國現代化的多次反覆與徘徊。吳敬璉的學術人生無疑與這兩種極端主義格格不入。在公眾輿論及學界，吳敬璉常常遭到“誤讀”。有人因“吳市場”之名，認定他是一個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主張把一切都扔給市場來解決；也有人因他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設計人的身份，認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權的最大擁護者。而兩種觀點似乎都有偏頗。吳敬璉的經濟理論要複雜得多，與放縱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場、有限的利益與有限的正義。即使對於他所情有獨鍾的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那也是一種在別無選擇情況下無奈的“次有選項”。所以，他總是向人重複在1988年維也納“改革經濟學國際討論會”上從東歐同行那裡學來的一句仿丘吉爾論*制度的話：“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好的體制，但它在人類可能實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壞的一個。”①在過去的30多年裡，中國的社會變革正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改良的特徵，儘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沒有到達真正的終點，然而它確乎在質疑和搖擺中走出了一條曲線前行的道路。而這正可謂是吳敬璉式的勝利。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眼睛盯著真理的人（2）
晚年的吳敬璉因種種言論而遭到指責，不過，他越來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義對中國的重要性。在一篇題為《“左”的和“右”的極端主義都會帶來災難》的讀書筆記中，他對此進行了系統的思考，同時將之與整整40年前，顧準與他在牛棚裡一再苦思的那個問題—“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聯絡在了一起。
他用飽含歷史感的文字寫道，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好像一直在反覆提出“娜拉出走以後怎麼樣”的問題，*—起義—新王朝—新的*—再起義，一次又一次地輪迴。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