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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有些論者對西方經濟復甦寄予很大的希望，認為只要它們恢復進口，中國在出口導向政策的支援下，粗放的發展方式又可以繼續執行下去。他覺得這種想望恐怕不太現實。因為，金融危機發生以後，美國的儲蓄率已經提高了7％，這意味著至少最近不會需要過去那麼多的淨進口；其次，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都正在致力於改變美元作為唯一國際儲備的狀況，建立受到國際監管的國際貨幣體系。這兩方面的演變說明，靠出口需求支撐的經濟發展方式無法持續，應當自求改變。
其二，他對人們經常所謂的“三駕馬車”（消費、投入和出口）之說提出了異議。他認為，“三駕馬車”的分析乃是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的變形，著重研究短期經濟政策的凱恩斯主義也從來沒有說過可以用它來分析長期經濟問題，這可以說是一種短視，說得嚴重一點，是一種誤導。如果用“三駕馬車”的態勢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勢，這意味著不管用什麼樣的辦法，只要能夠使總需求增長，就能維持GDP增長穩定上升的趨勢。分析問題的理論框架的誤用，極易造成宏觀經濟決策的偏差。
吳敬璉最終指出，我國經濟存在的兩大問題是—效率低下、汙染嚴重的生產方式和*蔓延、貧富懸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於*曾經進行尖銳批判、西方國家在上一個世紀之交已經拋棄的粗放增長模式……而解決之道則是，在採取短期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市場穩定的同時，堅決執行“十一五”規劃和“十七大”關於轉變經濟增長模式的決策，激發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活力，延伸產業鏈，提高附加值，實現產業升級和增長轉型，以便消除經濟危機最深刻的根源。 。 想看書來
金融危機中的“另類呼喊”（6）
驚心動魄的2009年在“保八”成功的欣喜中走進歷史，而面向未來，中國經濟仍然存在多種可能性。2010年1月，吳敬璉在為《財經年刊》所寫的文章《集中力量解決長期增長中的問題》中，再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對過往一年多中國經濟表現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從應急性的短期政策轉向處理長期發展中的問題”。
他寫道，現在人們普遍承認，中國經濟在2009年實現了GDP增長的“V”形回升，現在的問題是：從更長的時間跨度看，能否保證今後的經濟走勢不會出現另一個“V”字，二次探底，出現人們所說的“W”行走勢。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能否解決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的問題。
所謂“長期問題”就是，中國經濟採取了一種靠資源投入和淨出口（出超）拉動的粗放的經濟發展方式，從而導致了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和資產泡沫形成等難題。在吳敬璉看來，單純依靠向國民經濟注入流動性的短期政策來保證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採取增加海量投資和貸款的辦法來增加需求，是不可能長期持續使用的。2009年所實行的鉅額投資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已經引發了居民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形成，貨幣流通正在加速，國民經濟面臨著資產價格膨脹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危險。
因此，吳敬璉警告說，如果只專注於短期經濟政策，用注入流動性救市而忽視長期問題的解決，將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弄得不好，別人在“去槓桿化”和消除泡沫，我們卻在“再槓桿化”和掀起泡沫，那就會埋下再一次資產負債危機和高通貨膨脹的定時炸彈。
那麼，著眼長期的關鍵又是什麼？吳敬璉的答案是，必須要促進居民的消費，而其基本的辦法有二，一是增加就業，二是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換而言之，就是必須努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最佳化經濟結構，保證持續穩定的增長。
吳敬璉不無擔憂地寫道，這裡需要提出一個問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並不是一個現在才提出的口號。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個五年規劃中，就已經規定了實現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轉變的任務。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規劃不但重提這一話題，還列舉了轉變的具體途徑。但是迄今為止，除了少數地方，成效並不顯著。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況？吳敬璉以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這一轉變遇到了許多體制性的障礙；其二，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經濟環境和法治環境還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何謂東風？市場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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