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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和湖北的83個部門，主要當事者是擁有專營權的南京物資交易中心等物資流通部門。民間開始流傳民諺：“十億人民九億倒，還有一億在尋找。”《經濟日報》提出了“官倒禍國論”，它論定，“生產資料價格飛漲，國家三令五申禁止亂漲價卻收效甚微，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是那些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的公司”。據吳敬璉回憶，“其實當時民間矛盾主要不是指向公司，而是指向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所謂‘太子公司’”。1987年全年，固定資產投資又增加621億元，貨幣增發236億元，在投資過熱的情況下，物價逐漸呈現難以控制的態勢，豬肉、鋼材、煤炭等原材料價格開始上漲。而在物價飛漲的同時，企業的承包制改革始終未見大成效，企業虧損報賬已達400億元，虧損補貼和物價補貼相當於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出現了企業經營困難，財政負擔加重的景象。為了擺脫窘境，中央又被迫增發貨幣，從而進一步推高了通貨膨脹的勢頭。
根據吳敬璉的回憶，在1988年2月的十三屆二中全會前後，理論界曾發生過一次關於通貨膨脹的爭論。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薛暮橋、馬賓、吳敬璉和社科院副院長劉國光均認為，通脹已成當前經濟的“最大敵人”，必須著手治理。而厲以寧以及國家體改委所屬的體改所的一些學者則持相反觀點，決策層也持後一種意見。1988年的中央“一號檔案”一改歷年以農業問題為主題的慣例，專講宏觀經濟問題。檔案指出，“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