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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1986年10月，吳敬璉在一份題為《分析當前經濟形勢，思考今後改革的路子》的分析報告中憂心忡忡地寫道：針對目前的局面，如果不是從體制改革的戰略改進上尋找出路，而是沿著所謂“投資增一點，銀根松一點，稅收減一點，獎金加一點”這種老路子走下去，對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將產生極其不利的深遠影響。 txt小說上傳分享
“闖關”失敗（2）
不過，這種聲音仍然未被採納。
吳敬璉等人所期望的整體性改革，勢必會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調整，在過熱的經濟環境中，調整的難度不但空前陡增，甚至會被認為是要“遏制經濟發展”。因此，整體方案在10月份被突然放棄，改革的主戰場轉向企業改革，在股份制試點受挫的情況下，國務院相繼提出了“企業承包”、“部門承包”、“財政大包乾”、“外貿大包乾”、“信貸切塊包乾”等五大包乾制度。在吳敬璉看來，這是回到了維持商品經濟與計劃經濟並存的老做法，希望靠一些小修小補來改善國有部門的執行狀況。
1987年1月，*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中央宣佈將在當年秋天召開*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新的中央領導人因此要求各諮詢機構總結1978年以來的經濟建設和改革的經驗。吳敬璉執筆完成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建設和改革經驗的研究》，再次提出，“在經濟起飛的‘助跑’階段不應把重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近期的高速度上，而應著重為高速度成長準備基本條件，必須經常保持執行中的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他寫道，從1984年起，一些同志的頭腦變得不太冷靜，到處加溫加壓，號召“提前翻番”，致使各地競相攀比增長速度，形成一浪高過一浪的熱潮；並不可避免地出現了積累與消費同時擴大、需求膨脹的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局面。“超分配”同“超高速”互相促進形成的浪潮，多方面損害了打基礎工作的穩步進行，不僅造成經濟結構的惡化，吃了自然資源和國民經濟的“老本”，也妨礙了經濟改革的順利進行。這一份研究報告雖然總體上得到肯定，但“國民收入超分配”的說法也引起一些人的不悅，因為在他們看來，根本就不存在“超分配”這種現象。
到1987年的第二個季度，馬洪、吳敬璉等人又向中央提出警告，認為經濟已經出現通貨膨脹的險情，要求進行宏觀控制，堅決制止通貨膨脹的發生。據現有資料，在4月3日的一次會議上，馬洪彙報說，不少同志認為，當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相當程度的過渡性症狀。這些症狀集中表現為社會總需求超過社會總供給，尤其是1984年至1986年“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增勢很猛，數量很大，必須採取有效的緩解和對應措施，以避免出現難以控制的局面。馬洪的發言還沒有結束，就被中央領導人打斷，他發了脾氣，指責馬洪用老觀點分析新形勢，把經濟形勢描寫得“險象環生”，說成“大事不好”，“存在驚慌失措和悲觀情緒”，並說，“超分配”本身的提法不科學，今後不要再用了。在過往多次政治運動中吃足了苦頭的馬洪此時也“知難而退”，會後，他寫了一封帶有檢討意思的簡訊，表示擁護領導會上對驚惶失措和否定改革的傾向的批評，並表示“關於國民收入超分配的問題，我們研究不夠，提法上有錯誤”。
決策層與學界對現狀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是對通貨膨脹的判斷有所不同。在當時，物價處在半管半放狀態，物價上漲的威脅加重了，就用行政限價來對付，過量的貨幣大部分不能由物價上漲沖銷，成為“隱蔽性的通貨膨脹”，並導致物價體系新的扭曲。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顯示，即便在物價持續上升的1987年，統計所得的全國零售物價指數也只上漲了。但事實上，短缺的能源和原材料的計劃價格被限制住了，議價部分則價格猛漲，“雙軌制”的制度性弊端被極大地激發出來。如果對這一現狀沒有清醒的認識，任何決策都可能被誤導。 txt小說上傳分享
“闖關”失敗（3）
9月，由國務院系統各部委組成的一個生產資料價格監督檢查組向國務院遞交了一份報告，據28個小組到各地實地調研的情況表明，“生產資料亂漲價亂收費相當嚴重，部分地方和領域已到了無法無天的地步”。其後一段時間，儘管中央三令五申，但是仍然無法阻止越來越多的政府機構和國營機構投身到物資的倒賣中，人們利用手中或大或小的權力，從“雙軌制”*取利益。《日本經濟新聞》報道了一個很誇張的案例，在南京，1 000噸鋼材原地不動被炒賣了129次，價格上漲近三倍，參與這一事件的有江蘇、廣東、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