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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門工作，吳敬璉在《我在改革的歲月裡》一文中坦率地道出了自己的想法：“有人說，你為什麼要當政府經濟學家呀？我說這有什麼，也不是因為當了政府經濟學家你就道德低下了。那麼清高幹什麼呢？你不是要改變這個社會嗎？不是要為人民造福嗎？你在政府機構裡面，完全有條件做得更好。”①
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辦公地點當時在中央決策的心臟地點—中南海。那是座工字形的小樓。吳敬璉到上班幾天以後，就被在同樓辦公的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薛暮橋發現，便和馬洪商議把吳敬璉轉調到經濟研究中心，擔任常務幹事。1985年，國務院決定把國務院的三個諮詢機構：經濟研究中心、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價格研究中心合併成為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後改名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馬洪任總幹事，薛暮橋任名譽總幹事，吳敬璉也隨之進入了發展研究中心，繼續擔任常務幹事一職。
就這樣，在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了整整30年之後，吳敬璉“意外”地扮演起了另外一個角色—由純粹的書齋學者，一轉身成了“政策諮詢專家”，在他的面前突然展開了一條從未料想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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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關”失敗（1）
後世的學者在研究中國改革史時，常常會一再地討論這樣一個話題：到底在1986年的夏秋之際發生了哪些變化，導致中央經濟政策的突然轉向？
“突然轉向”的中央政策有兩個：一是在2月底、3月初，突然改變了上一年9月召開的十二屆四中全會上決定的從緊宏觀政策，開始大規模放貸；二是在10月，突然放棄了8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和中央財經工作小組批准的整體配套改革方案，轉而以企業改革為主線。①
在《當代中國經濟改革》一書中，吳敬璉是這樣記錄的：“按照中國政府的原定計劃，1986年經濟工作的方針是繼續穩定經濟，以便迎接1987年開始的‘大步改革’，然而到了1986年年初，經濟增長出現下滑跡象，2月份還出現了GDP的零增長。這時，政府領導決定放鬆對銀行貸款的控制，結果從1986年第二季度開始，貨幣供應迅速擴張。”他在口述史中還回憶了一個細節：2月下旬，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改革工作討論會，國務院負責人坐下以後就說，現在增長速度降下來了，預報好像要降到零，我看是你們把貸款抽得太緊了。在座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爭辯了幾句說，不是這個原因，根據我們的調查，是煤電油的供應和運輸跟不上導致的。負責人不高興了，說，煤電油總是緊張的，為什麼速度降到這麼低呢？我看就是你們頭寸控制太緊了。這時，劉鴻儒走出會議室，過了一會兒回來，他報告說，我已經和陳慕華行長打過電話了，我們馬上發電報，放鬆貸款控制。
薛暮橋在*裡是這樣回憶的：由於在1985年年底實施了信貸緊縮政策，到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遇到困難，由於大量基建專案已經上馬，原材料、能源供應更趨緊張，同時信貸的大部分用於固定資產投資，企業流動資金變得奇缺，結果工業生產增長速度顯著下降，第一季度比上年同期只增長。許多地方和企業紛紛強烈要求放鬆信貸，叫得很厲害。同時一些年輕同志大聲驚呼經濟“滑坡”了，說“雙緊政策”破壞了剛剛開始的經濟起飛。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改變了執行半年的從緊政策，開始大量放貸，剛剛壓抑下去的通貨膨脹勢頭捲土重來。
在經濟學家中，馬洪、薛暮橋、劉國光和吳敬璉等人認為，速度下降本來是抑制經濟過熱時出現的暫時現象，用不著驚慌。在1986年4月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薛暮橋發言說，資金緊缺的原因是大量的錢都投到固定資產上去了，流動資金不足，可透過發展銀行業務，把沉澱的貨幣吸收上來，就可促使投資結構和經濟結構的最佳化，從而使經濟正常執行，但是切不可放棄抑制通貨膨脹的政策。在信貸的水閘被開啟之後，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的執行難度其實就已經加大了，因此，1986年6月27日，薛暮橋又寫信給國務院負責人，提出“嚴格控制社會總需求的平衡是改革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從而理順經濟關係的成敗的關鍵”。吳敬璉後來回憶說，薛的這封信是由他親手送到國務院負責人辦公室的。但是，不久就傳來訊息，薛的意見被認為是“陳舊的”，已經落伍，缺乏新意。
信貸一放鬆，頓時出現“一放就亂”的景象。1986年全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比上年猛增477億元，增發貨幣231億元，同比都增長了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