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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三中全會報告的最新一稿上還是沒有“商品經濟”的提法。他透露說，在9月9日，國務院主要負責人用我們那篇文章的意思給中央領導人寫了一封信，現在，我再用那封信中被肯定的提法給黨中央領導人和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寫信，要求把它寫進去。①
1984年10月20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全會一致透過了《*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下稱《決定》），明確指出：“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明確認識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十二屆三中全會被認為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對改革開放影響最大的會議之一。*在全會上說，《決定》是“*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新政治經濟學”。他在10月22日的中顧委會議上又說，“這次經濟改革的檔案好，就是解釋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有些是我們老祖宗沒有說過的話，有些新話”，“過去我們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檔案，沒有前幾年的實踐不可能寫出這樣的檔案。寫出來，也很不容易透過。”（見《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 想看書來
為“商品經濟”翻案（5）
那幾天裡，最開心的人是薛暮橋。《決定》實際上為他兩年前的檢討“平了反”，而10月25日正是他80歲的壽辰，更讓他開懷的是這天的中午，他的小女兒為他生下了一個小外孫。中科院、國務院研究中心及國家計委等聯合在人民大會堂舉辦了一場祝賀他“從事經濟理論和實踐工作五十年茶話會”，多位主管經濟的國家領導人到會，算是替他暖壽。四喜臨門，他自然是笑逐顏開。
至此，在歷經幾年的大爭辯中，“商品經濟”第一次在中央檔案中被確定為改革的目標。我們即將看到的景象是，日後還將有新的大反覆，而最終，新的爭論的塵埃落定是在1992年。吳敬璉在1984年的這次爭論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而在數年之後的大論戰中，他更將孤身出戰，並因此而聲名大噪。
在結束了東北之行之後，9月份，馬洪又安排吳敬璉去參加了上海的調研。當時的上海正處於歷史上最困難的時刻，全市工業經濟低迷，發展沒有空間，財政枯竭，出生於上海郊區青浦的陳雲曾心疼地說，如果在上海拍30年代的電影，都不用搭景了。中央因此組成了一個振興改造上海調研組，各部委至少派出一個部級幹部參加，由*和馬洪帶隊，為上海設計一個新的發展戰略。
這個高階調研組共30多人，住在興國賓館，與上海的各級幹部開會，開了數十次座談會，漸漸理出了一些思路，提出了“四個中心”的發展戰略，就是把上海建成中國的商業中心、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和資訊中心，這個方案很快得到國務院批准，上海的復興正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在調研中，經濟研究中心的薛暮橋、徐雪寒等學者提出了許多重要建議，其中之一是，組建一個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最好就是從解放初被關掉的老銀行中恢復一個牌子，後來被確定下來的就是恢復交通銀行。經過幾年籌備，1987年3月，交通銀行在上海成立。後來10週年慶典的時候，交行的人從檔案中查出，最早的建議就是1984年由調研組提出的，還專門請吳敬璉寫紀念文章。
調研組在和上海市委合寫了振興改造上海戰略之外，還單獨給黨中央、國務院寫了一份報告，提出兩點建議：一是設立上海特別市，把對外開放的優惠政策全部都給上海；二是增加上海的財政收入能力，當時上海每年的財政自留比例只有13％，專家們建議提高到23％，增加10％。後一個建議被中央採納了。上海的幹部對那次調研非常感念。
吳敬璉自己也對那段時間的工作十分滿意。他在晚年的口述中說，原本以為，當一個經濟學家就是坐而論道，清談議政，離實際政策制定很遠，為商品經濟“翻案”和上海的調研讓他發現原來理論研究還可以為國家的重大決策起重要作用，一個政策建議居然能夠如此顯著地改變一個地區或一個行業的成長。
從上海回來以後，馬洪向吳敬璉提出了一個動議：調進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出任常務幹事。
吳敬璉對此非常意外，他回去想了幾天後回覆說，可以。
對於自己為什麼要離開心愛的理論研究工作，進入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