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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院各個經濟主管部門的財務司,去抄寫歷年的財務報表,而他向畢爾曼老師學習的是“盧布監督”的理論。
所謂“盧布監督”,就是強化經濟核算制,對原材料和產成品均定價算賬,用貨幣來考核。加強盧布監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蘇聯經濟改革發出的第一個訊號。在日復一日抄寫財務報表的日子裡,吳敬璉的內心第一次閃過了隱約的困惑,因為他發現,現實中的經濟執行與蘇聯教科書上光彩絢麗的圖畫相比,實在有不小的差別。“有計劃按比例”的理想與設計看上去非常的圓熟,但是在實際生活中,地區之間、部門之間、生產單位之間,以及各個社會集團之間的利益矛盾和衝突卻無處不在,各種比例經常失調。而這種狀況似乎在計劃體制下是無法調和解決的。
甚至連他的老師畢爾曼也對蘇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便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1956年年初,中國在農村推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在一次談話中,畢爾曼發表了一個意見,認為在處理國家與農民的關係問題上,中國不要學蘇聯。他說,蘇聯透過稅收動員的資金不到預算收入的10%,主要是透過價格向農民索取積累。這樣做,雖然政治上很漂亮,但經濟上帶來的問題很多。現在中國“業務部門的同志有一種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蘇聯走過的路。這樣可能會走彎路,造成損失”。在20世紀5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