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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部門的同志有一種傾向，就是盲目地重走蘇聯走過的路。這樣可能會走彎路，造成損失”。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蘇聯專家對自己的經濟模式公開提出質疑，這在當時是十分罕見的。
與此同時，國內經濟界和理論界對剛剛建立起來的集中計劃經濟體制也提出了許多非難。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年以後擔任經濟所代所長的孫冶方所提出的“把計劃建立在價格規律基礎上”的主張，以及另一位研究員顧準—他將在日後與吳敬璉有極深的淵源—所提出的更為徹底的觀點，他認為可以由自發漲落的市場價格調節社會主義經濟。
1956年年末，吳敬璉參加了由國家經委牽頭進行的全國體制調查。他日後寫道：“在這一階段，我越來越覺得我國的經濟管理體制存在著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缺陷，主要表現為片面依靠行政命令來管理經濟，而沒有充分發揮價值規律和有關經濟槓桿的作用，使經濟管理過分集中和僵硬，不能發揮生產單位和職工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吳敬璉選集·作者自傳》）
然而，對於1956年年末、1957年年初的吳敬璉來說，他內心的那絲對斯大林模式的困惑如晴空下的一朵小小陰雲，很快就因為接踵而至的“反右派”運動（1957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1958年）而消散不見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學經濟的年輕人（5）
1956年６月的一天晚上，吳敬璉突然對周南說：“我們後天結婚。”
在此前的兩年，隨著吳敬璉進京，周南也被選送到北京師範大學進修幼兒教育，雖然這時，兩人在每個週末的定期約會中早已“私訂終身”，但周南對於吳敬璉決定後天就要舉行婚禮還是感到十分突然，她問：“怎麼來得及準備？”吳敬璉的理由是，“不然我又要出差了”。
為了趕在吳敬璉出差前把婚結了，親朋好友一通大忙。吳曉蓮是這樣描述的：“第二天，周南的同學們集體總動員，有的上街買糖果，有的陪她去買床單。南長街一號裡也是一通大忙，我奶奶拿出了壓在箱底的百子圖被面，趕緊找人縫棉被，二姑爹負責買酒買汽水，二姑媽送了一個新床罩，又借給我媽媽一雙漂亮皮鞋。幸好不用給我媽現做禮服，因為她早已為自己當新娘這天定做好了一件絲綢旗袍，不過理髮做頭卻不能省，忙得最後連登記領結婚證都差點兒沒來得及。”
“最不忙的人可能就數吳敬璉自己了，人家是革命得很。結婚也不穿特別的衣服，就是一件布制服，頭天拿出來洗好晾乾就行了，不過，看他們的結婚照片，吳敬璉的淺色布制服還是挺精神的，我媽媽的花綢旗袍也十分漂亮。”
從留存的結婚照上看，這對新婚夫妻有著逼人的年輕與純潔，的確是一對令人欽羨、郎才女貌的佳侶。吳曉蓮感慨說：“我一直把這張照片看成是中國50年代一對典型知識分子的招貼畫。”
不過當時，發生在吳敬璉身上的事情，卻比照片上的單純和歡愉要複雜得多。正是在那段時間，他和他的青年同事們陷入了一個大漩渦之中，結果遭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場重要波折。
1956年年初，*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總理提出“向現代科學進軍”的口號，沉寂多時的學術界頓時活躍起來，經濟所裡的年輕人們自然熱血沸騰。幾年來的工作經驗，讓這群天資聰慧的人們都與吳敬璉一樣，萌生了莫名的困惑，他們渴望自由思考。
此時，吳敬璉已經擔任所黨支部的組織幹事，專門聯絡團支部，而團支部書記則由比他晚一年進所，也當過畢爾曼助手的烏家培繼任。團支部在經過了幾次熱烈的討論後，給黨支部寫了一份彙報，提出青年團員要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向科學進軍，爭取在若干年內達到“副博士水平”。代所長狄超白及黨支部委員們看了，頓時火冒三丈，他們認為青年們應當“叫幹什麼就幹什麼，叫怎麼幹就怎麼幹，幹什麼學什麼”，團支部這個號召“集中了團員中的落後思想”，是“不接受黨的領導，向党進攻”的“資產階級方向”。團支書烏家培“犯了路線錯誤”，首當其衝被撤銷了中科院團代會的代表資格，經濟所組織了3次團支部大會、8次小組會，做了162張“思想卡片”，對他進行嚴厲的批判。
同樣年輕的吳敬璉對此有自己的看法，在一次黨支部委員會的會議上，吳敬璉一邊做記錄，一邊聽黨支部的人批烏家培，他忍不住插嘴說：“我認為沒有錯，他們是在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呀。”話音剛落，狄超白等人馬上用手指著他，齊聲喊道：“原來你就是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