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傳

第3部分 (第3/4頁)

。我又沒有看過《資本論》。”吳曉蓮在自己的書中感慨說，也就是在那個年代，一本《資本論》就能打動一個女人的心。不過有趣的是，到了晚年，吳敬璉在口述史中證實能否背誦《資本論》一事時說：“沒有：這事兒是傳聞，言過其實。”　。。

學經濟的年輕人（3）

儘管能背整本《資本論》是一個“言過其實”的傳聞，不過，吳敬璉激進的思想、優異的成績、善解人意的個性，當然還有俊朗的外形，顯然還是深深打動了姑娘周南的心。

1952年9月3日，22歲的革命青年吳敬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不久，全國大學進行大規模的院系調整，吳敬璉所在的金陵大學經濟系被併入了上海復旦大學。在這裡，給他上二年級政治經濟學課的是剛從*人民大學受過蘇聯專家培訓的教員蔣學模。蔣後來成為當時全國最著名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授，他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沿用了幾十年，據稱先後發行了1　800多萬冊。蔣學模對學生時期的吳敬璉印象非常深，在幾十年後的一次聚會中，他指著吳敬璉，用一口濃重的寧波腔說，“他是我的好學生”。也是在復旦的班上，吳敬璉與一位名叫周叔蓮的同學十分投緣，這一緣分後來延續了一輩子。

1953年，吳敬璉和周南大學畢業。南京的周南留校當了助教，上海的吳敬璉竟又掉了“鏈子”，他被檢查出肺病未愈，不能分配工作，只好留在學校的康復樓裡又乖乖地養了一年的病，兼任康復樓團支部書記。以他當時的身體狀況，實在很難想象，在後來，當他80歲的時候，居然還能站在講臺上連續講課3個小時。

1954年，吳敬璉終於拿到了畢業證書。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這是當時中國研究經濟學的第一重鎮。當然，比吳敬璉更高興的人還有一個，那就是鄧季惺，因為寶貝兒子又回到了她的身邊。不過，這時候的吳敬璉已經讓她覺得越來越“陌生”。有一次，吳敬璉對母親說：“你以後不要坐沙發了。”鄧問：“為什麼呢？”吳答：“無產階級都坐凳子，為什麼要坐沙發呢？”還有一次，吳敬璉公開表示，“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過慣了優裕生活的鄧季惺和陳銘德都瞠目結舌，不知道如何應答。

進了經濟所，吳敬璉仍然是積極分子，他當上了首任團支部書記。

當時的經濟所不到50個人，據吳敬璉的回憶，“沒有什麼*主義的經濟學家”。它的前身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研究院社會調查所，創所所長陶孟和，是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經濟學博士，從事近代經濟史、政治制度的研究，正是他，在全國解放後把全所從南京帶到北京，中科院成立後，他升任副院長。代理所務的巫寶三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從事經濟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副所長嚴中平，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後留英進修，是近代紡織史方面的專家，顯然，他們的知識背景及結構，已經無法適應計劃經濟的理論需要。吳敬璉去報到的時候，代所長是狄超白，他是30年代就入黨的老黨員，早年從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1953年被派進的第一位黨員所長，其餘人中，唯一一個懂些*主義經濟理論的是胡瑞梁，他早年在蔣經國的贛南幹部訓練班上，教過《資本論》。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黨組織需要急迫地往這裡注入年輕的血液，從1953年開始，陸續有一些新人進入了經濟研究所，周叔蓮就是這一年分配到經濟所的。1954年，與吳敬璉一起分配到經濟所的有8個大學畢業生，其中包括張卓元、利廣安、黃範章、劉厚成等人，吳敬璉是兩名黨員之一。第二年，又有一位叫劉國光的蘇聯副博士從莫斯科經濟學院國民經濟計劃教研室畢業歸來—他是1951年被社會調查所派出學習的。新的經濟研究團隊就這樣漸漸構築起來了，這些人日後均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支柱。①　。　想看書來

學經濟的年輕人（4）

1955年，吳敬璉和另一位年輕的研究實習員烏家培被派去給蘇聯經濟學家阿·畢爾曼當助手，學習國家財政和企業財務問題，這是他第一次與世界級的學者近距離地接觸。畢爾曼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是蘇聯顧問團中主要的財政專家。他所創作的《蘇聯國民經濟各部門財務》（1953年出版）是蘇聯*審定和推薦的這門學科的第一部教科書。在中國期間，他幫助建立了蘇式財務管理模式，一直到2000年前後，中國不少領域—譬如交通產業、物資流通產業的財務運作體制，仍然是畢爾曼當年所設計的。

那段時間，吳敬璉和烏家培天天跑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