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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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之一，他整天忙碌，不知疲倦。1951年2月，中國政府接管了各地的教會學校，金陵大學和金陵女子大學合併成立公立金陵大學。

很快，英文從課程設定中取消了，西方的經濟學論著被徹底廢除。到1952年“院系調整”之後，各高校經濟類課程只開*主義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等，採用的全部是蘇聯專家編寫的教材。

在青年吳敬璉看來，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他在後來的文章中寫道，“我在大學期間，除了第一學年還上過幾門現代經濟學課程外，所學的理論和方法基本上是從蘇聯移植過來的。當時我以為，掌握了這一套理論和辦法，就能沿著蘇聯的道路，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建立起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吳敬璉選集·作者自傳》），“使我對這些理論觀點深信不疑的，並不是有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的各種事實材料，而是對社會主義的某種信念。這種信念又因我國50年代上半期在新*主義經濟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強。這種思想脈絡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歷其境的人才會覺得完全合乎情理。”（《中國經濟的振興有賴於市場取向的改革》）而在口述史中，他更進一步說：“因為要反對國民黨，所以就要接近共產黨，擁護共產黨，學習共產黨的理論。其實你現在回想起來，根本就沒有學懂，很多事情並沒有學懂。”

學經濟的年輕人（2）

從1951年12月開始，為了整肅進城以後愈演愈烈的*之風以及打擊資本主義工商業，*中央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吳敬璉作為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參加了學校內清查貪汙浪費的活動。例如，參加在中央大學大禮堂召開的全市高校系統“打老虎”（“老虎”，指的是重點鬥爭物件）大會。這種會議是大小會結合的，大會上各校競相報告“戰績”，當場“落實”寬待政策，然後各校再分頭開小會“攻心”，迫使鬥爭物件交代。這種活動不用擴音器，全憑著年輕人高音喇叭似的嗓子，往往一“打”就是幾天幾夜，不達指標誓不罷休。

所謂“鬥爭階段”結束後，吳敬璉被調到校增產節約辦公室做結案工作。使他萬分驚訝的是，在運動中言之鑿鑿的貪汙案件竟一個也不能落實定案。

吳敬璉在大學裡積極參加“打老虎”的同時，鄧季惺和陳銘德在北京卻成了被打的“老虎”。建國之後，鄧季惺出資在北京南長街修建了一幢三層樓的花園洋房，現在，這座私宅被認定是貪汙《新民報》的錢建成的，職工上門來批鬥，強迫他們交代。鄧季惺當然很憤怒：“我是報紙的老闆，我貪汙誰？”更讓他們傷心的是，一些老朋友在運動中自殺了，其中包括鄧季惺的老師和友人、一代四川船王盧作孚。這是一位社會聲望極高、十分愛國的企業家，也是西南軍政委員會的同事。他的自殺讓鄧季惺非常震驚和不理解，據吳敬璉回憶，他的母親從來沒有跟他討論過對“三反五反”運動①的看法，不過他能看出她的困惑。對於當時的吳敬璉來說，這樣的運動當然是必須的，哪怕父母遭到衝擊，也是因為世界觀改造的需要。

在忙完“三反五反”後，接下來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俗稱“洗澡”運動。改造的物件是大學裡的教授，而改造者就是像吳敬璉這樣的“革命青年”。表現積極的他，成了文學院的“學生總代表”。有時上著課，發現老師的講授有悖《資本論》的理論，就會走上臺去，開展大批判。他後來回憶說：“那真是無知狂妄、強詞奪理啊！”

就這樣，在革命的風暴中忙碌了好一陣子，吳敬璉的肺病又犯了，只好再次住進學校的療養院。在這裡，他認識了一個長相嬌小而秀氣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

周南是雲南人，與吳敬璉同齡，比他小9個月，就讀於金陵女大的教育系學前教育專業。他們的長女吳曉蓮在《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中這樣描述這對青年人的戀情—當時，兩人都是金陵大學的學生。大學生們下鄉參加“土改”時，吳敬璉因生病不能去，而周南參加“土改”回來後，也因發燒住進了療養院。周南在療養院一直髮燒，肺炎轉成了肋膜炎，吳敬璉時常過去安慰她說“彆著急，我給你唱歌聽”，兩人就這樣熟悉了。周南聽當時經濟系的同學說吳敬璉學習特別好，記憶力超凡，據說能背下整本《資本論》，這令周南對吳敬璉傾慕不已。周南的一個閨友勸她說：“你看吳敬璉那樣，病懨懨的樣子，你想以後做寡婦啊？”周南說：“我還是喜歡他，我就是覺得他特別有才。”

吳曉蓮後來問周南：“您就是聽人家這麼一說，有沒有親自考考他，看他是不是真的能背？”周南答：“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