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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團，醫生在為顧準做心臟按摩，但顧準沒再醒來。
幾個小時後，吳敬璉和一位護士一起，親手把顧準推進了陰冷的太平間。他日後回憶說：“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親眼目睹一個活生生的生命悄然而逝。而消逝的，竟然是這樣一個疾惡如仇卻又充滿愛心、才華橫溢、光彩照人的生命，不能不使人黯然神傷……我在回家的路上就是覺得特別特別冷，覺得那是一個冰冷的世界，顧準就像是一點點溫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然而我想，他還是給我們留下了光亮。”
據周南回憶，吳敬璉凌晨騎腳踏車回到家後，臉色特別蒼白，先是一言不發，接著號啕大哭，久久不止。周南與他相處半個多世紀，這是吳敬璉第一次痛哭流涕。
就在顧準去世的8天后，1974年12月10日，哈耶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獲頒當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這時，那場“*”已接近尾聲。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監獄坐了7年牢的孫冶方突然被宣佈“釋放”。他問監獄長：“當時為什麼抓我？”答：“不知道。我們只管犯人，不管案情。”再問：“今天為什麼放我？”答：“不知道。我們不管緣由，只管執行命令。”
孫冶方回到經濟研究所，剛一下車，他站在車門邊就對前來迎接他的人們說：“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當時，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領導仍是江青的親信遲群，孫卻毫不在意。上面讓他寫檢討反省材料，他揮筆道，“個人恩怨我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孫冶方出獄後，吳敬璉去見他。吳說：“我代表周叔蓮他們向你道歉。那時候我們參加對你的批判，其實你是對的，我們完全錯了。”孫一擺手說：“這個事你們以後不要再提了，人人都有錯誤。”
吳敬璉轉達了顧準對他的致意，孫冶方默然良久。對於顧準，孫不但有老戰友個人的濃烈感情，而且從其一生的苦難透視到黨內生活的不正常。那時，他的好友，也是從華東出來的、當時被“開除留用”的汪道涵常常在中午帶個小酒瓶來與孫冶方共餐。一天，兩人談起老朋友顧準。汪說，老顧自己也不是沒有缺點的，這個人恃才傲物，像陳毅老總那麼好脾氣的人都跟他吵架。孫冶方卻不以為然，漲紅了臉，跟汪道涵大大辯論了一場。
這時的孫冶方身體已經衰弱之極，行動遲緩，肝區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於研究，每天精心閱讀*主義的經典著作，試圖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為了讀通原著，他甚至開始學習德文。
他內心最大的願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產”了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他說，關於這部書稿，他在秦城監獄裡已經打了85遍腹稿。
這時候的吳敬璉，正被派往大寨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
大寨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生產大隊，原本是貧窮的小山村，在村支部書記陳永貴的帶領下，社員們開山鑿坡，修造梯田，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從而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1964年2月，毛澤東先後提出“工業學大慶”和“農業學大寨”，樹起了經濟領域的兩面旗幟。喜歡頭纏白羊肚頭巾、滿臉溝壑的陳永貴一躍成為舉國矚目的政治新星，一路當到了國務院副總理的高位。
顧準之死（5）
1974年，陳永貴透過他的兒子、昔陽縣委宣傳部部長陳明珠，邀請南開大學去寫一本《大寨政治經濟學》。南開的寫作組到昔陽工作了好幾個月，基本資料也拿不到，寫書更不知道如何下手，就求助於國務院研究室。這個研究室是*復出後新組建的，成員包括胡喬木、鄧力群、于光遠、胡繩、吳冷西等人。于光遠一轉手將這個任務批給了中科院經濟研究所，於是，吳敬璉、沙吉才和楊長福等三人被派往山西，參加《大寨政治經濟學》編寫組。
這是吳敬璉第一次走進光芒環繞中的“中國第一村”。他們被安排住在縣城的第二招待所裡。之所以不住在他們將要考察的大寨，並不是害怕這些城裡來的讀書人不能適應村裡的生活（陳永貴直屬的寫作班子就住在大寨的招待所），而是不讓他們和大寨人接觸，“免得干擾他們的勞動和休息”。為此縣委宣傳部長陳明珠就向編寫組宣佈了三條“紀律”：第一，不能參加大寨的勞動；第二，不得在街上拉著社員談話；第三，不能到社員家裡訪問。
“三不準”紀律一宣佈，編寫組等於跟大寨絕了緣，那書該怎麼寫？答案是，只能根據當下報紙上登載的宣傳文章寫。連登載陳永貴過去講話的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