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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儒法之爭等等，那麼回到北京後就現實多了，我們發現，世界近現代社會主要有兩大思潮，一是英國式的經驗主義、改良主義道路；一是革命專政式的直接*，後者很容易形成為一種新的專制主義，到這裡，中國問題的解答也就呼之欲出了。可惜後來顧準死了，而我則繼續往前走。”
與此同時，他們也有機會接觸到歐美經濟學的新發展動向，這要感謝經濟所圖書館的館長宗井滔—一直到30多年後做口述史時，吳敬璉仍能一口報出他的名字。“*”期間，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同業“雞犬不相聞”，完全斷絕了來往，倒是這個宗管理員，每年用上級分配給他的一點外匯，訂閱了國外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譬如《美國經濟評論》等等，這好比在鐵牆上意外地鑿出了一個不起眼兒的小洞洞。20世紀70年代初期，受石油危機的影響，西方經濟異常波動，學術思想也變化激烈，經濟所內一些敏銳的學者從刊物上已經察覺到了這一景象。 電子書 分享網站
顧準之死（3）
據吳敬璉回憶，當時對這一情況最為敏感的是當過副所長的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不戴帽子的右派分子”巫寶三，“在當時，凱恩斯主義正受到二戰以來最嚴厲的挑戰，主流經濟學遇到了第二次危機。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正嶄露頭角，對這一切，像我們這些人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巫寶三好像是知道的”。巫寶三經常向顧準推薦一些新的書籍和文章，顧就組織吳敬璉、趙人偉等人翻譯，其中，吳翻譯了瓊·羅賓遜夫人的《經濟學的第二次危機》，顧則翻譯了《瓊·羅賓遜經濟學論文集》。羅賓遜夫人是左翼凱恩斯主義學者，時稱“新劍橋學派”，她與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以及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美國凱恩斯主義為當時鼎足而立的一大學派，對於當時的中國學者來說，她的思想似乎更加容易接受。日後視之，顧準等人的翻譯工作是20世紀50年代之後，中國經濟學界第一次向“反動”的西方經濟學招手。
到1974年的秋天，在落葉蕭條之中，顧準的生命走到了終點。
在過去的兩年多里，他經常咳血，並伴有低燒，但是醫生一直把這些症狀當做支氣管擴張來治療。10月的一天，吳敬璉陪他去反帝醫院（即北京協和醫院）看痰液培養的結果，化驗單和X光片一出來，居然已是肺癌晚期。
因為顧準是戴帽老“右派”，醫院不敢收他住院，只把他放在急診室外的走廊上。顧的新四軍老戰友，也在經濟所工作的駱耕漠得悉了這一訊息，十分焦急，這時的他因為青光眼已接近雙目失明，而且戴著“叛徒”的帽子，具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身份，但他仍然掙扎著摸出家門，沿著牆角趕到醫院，找到總部的黨委書記楊純—一個當年在他和顧準手下幹過的“紅小鬼”，好歹才讓顧準搬進了病房。
顧準一開始對病情並不瞭解，一次，醫生查房，用英文說出“癌症”一詞，他才自知末日降臨。
當時，那場“*浩劫”似乎還沒有任何終結的跡象。就在秋風蕭瑟中，顧準把44歲的吳敬璉叫到病房，冷靜地說：“我將不久於人世，而且過不了多久就會因為氣管堵塞說不出話來，所以要趁說得出話的時候與你作一次長談，以後你就不用來了。”在這次長談中，顧準認為中國的“神武景氣”是一定會到來的，但是什麼時候到來不知道，所以，他送給吳敬璉四個字—“待機守時”，他說，“時機不到，你想報國也沒有用，沒有這種可能性。還是要繼續我們的研究，把中國的問題研究清楚，那樣才能對國家提出有用的意見”。
他還提到正在獄中的孫冶方，說，“我是見不到他了，但是我知道他的為人，他絕不會是漢奸。所以只要沒被整死，他就會出來。出來的時候，你幫我向他致意”。
顧準還立下了遺囑。他把自己的遺稿分為兩部分，其中“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璉同志”。這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思想家對另外一個思想家的衣缽相傳。
12月2日，吳敬璉去醫院陪顧準。到了晚上*點鐘，顧準的呼吸極其艱難，氣管幾乎已完全堵死，每呼吸一口氧氣都要拼盡全力，額頭、脖子的青筋畢現。醫生見他實在痛苦，被迫給他服用了安眠藥，這才稍稍安靜了下來。吳敬璉一直坐在旁邊，握著他的手。大概到了11點的樣子，吳敬璉已經有點迷迷糊糊，顧準突然醒了過來，他掙扎著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開啟行軍床休息”。
顧準之死（4）
這是顧準一生說的最後一句話。吳敬璉開啟行軍床躺下不久，就聽到很響的動靜，護士們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