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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也保留在大寨資料室，外人不能借閱。在當時，大寨是一個不容置疑的政治標杆，自它成名以來的十多年中，先後有710萬人前來參觀學習，全國性的農業會議多次在這裡召開，“學大寨就是走社會主義大道，不學大寨就是搞邪門歪道”，幾乎是一個政治共識。可是，不得其門而入的吳敬璉卻從所見所聞中窺見了“神話”的陰影。
首先，大寨的泛政治化傾向非常嚴重。黨支部書記郭鳳蓮把大寨經驗歸結為階級鬥爭抓得緊，叫做“鬥一步，進一步；鬥十步，進十步；步步鬥，進一路”。陳永貴在大寨組織了“天天學小組”，要求農民每天學習領袖語錄，宣稱“天不下雨不要緊，毛澤東思想就是雨”。根據報紙上的經驗報道，毛主席的思想光輝不僅可以普照集體的行動，而且還能深入到農民的家庭以致人的身體內部。比如一位社員得了疾病，在萬般痛苦的時候，他就在學習小組裡面背誦毛主席的著作《紀念白求恩》，他自稱沒有文化，但卻已經精通用大量樸素的言辭表達一種最革命造作思想，他說“千服藥萬服藥救不了我的命，毛主席的寶書治好了我的病”。而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最要緊的，就是要與黨支部保持一致，吳敬璉等人到昔陽不久就聽到了一個故事，說是新華社記者馮東書因為懷疑大寨田畝丈量不實而被驅逐。因此，在昔陽編寫各種宣傳大寨作品的創作人員都互相提醒，不要觸了陳永貴的“逆”。①
吳敬璉在昔陽住的時間長了，便與當地人熟悉起來，漸漸聽到了一些對陳永貴的議論。
議論得最多的一件事，是陳永貴為他第二任夫人的前夫、一位*女學生的校長翻案，還在幾年的時間內把這位前校長的弟弟從一個公社書記提拔為省委副書記。他的兒子陳明珠更是一個名聲不大好、人稱“陳衙內”的人，開會講話，即便照稿子念，也常常讓人一頭霧水，不知何言。據稱在陳氏炙手可熱時，他的親友中變身為官的多達百人以上。
議論得多的另一類是陳永貴在*上的嫻熟技能。他對於“*”派仗中的對立面，以及反對過自己的人都予以無情*，甚至曾巧用一些政治運動事件，把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謝振趕出了山西。這些都絕不是一個種田出身、老實巴交的農民所能為的。陳永貴的種種行徑使吳敬璉想起吳晗所描畫的朱元璋，他對陳的評價是，“如果早生200年，這個人完全可以當皇帝”。
顧準之死（6）
為了尋找大寨的歷史資料，吳敬璉設法從陳永貴直屬的《大寨紅旗》寫作組借到了過去的剪報資料。在閱讀過程中，掉出一張夾在其中的圖表，竟是1973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單，據上面記錄，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來自糧食，40％來自兩輛卡車的運輸獲利，還有20％來自其他副業。這一發現非常讓人吃驚，因為根據陳永貴等人的宣傳，大寨是從來只種糧食，而絕不跑運輸，也不搞工商業的，他們管這叫做“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分配清單顯示的情況顯然與此不符。
特別令人吃驚的是，1976年春節以後，陳永貴的政治態度變得異常鮮明起來。在江青集團與*的鬥爭中，陳永貴旗幟鮮明地站到了江青一邊。為了公開表明這一新的政治態度，他在昔陽建立了一個《大寨三十年階級鬥爭史》編寫組，下令在半年的時間內將大寨發展的歷史重新寫一遍。從這本書的編寫提綱可以看到，它不但隻字不提陳永貴過去口口聲聲最愛戴的周恩來，還大肆吹捧江青和批判*的“右傾翻案風”。此外，還說“賈進才三讓賢”並無其事，賈承讓則被說成是“右傾保守分子”。①
1976年開春，學部哲學所又派來一個編寫組，寫一本叫做《大寨哲學》的宣傳讀物，編寫組裡的許多人，例如社會學家陸學藝是吳敬璉的老熟人。在向哲學所的人介紹自己的經驗時，吳敬璉說道，對大寨提出的一些口號要慎重對待，譬如“莊稼攪買賣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大寨自己就未必是按照這一口號乾的。他講述了那張分配清單上的情況。
這一下子，他捅了一個大大的馬蜂窩。當時的政治背景實在是非常兇險，這年的1月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逝世。3月下旬至清明期間，北京天安門廣場爆發了群眾自發悼念周恩來的行動。民眾對極“左”路線的憤懣在這裡得到了極大的宣洩，一首匿名詩歌迅速風靡全國—“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詩句犀利，直指“反周”的江青、張春橋等人。這場群眾行動被定性為“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復出3年的*成“幕後主使”，再次被打倒。在那時，昔陽縣委擺出了堅決與“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