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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庶母後來對我不好了。她依照義父生前的意思,催我父親給我定親,聘金她拿出。她又買下戴家一座樓房連同竹園桑地,約值五百銀圓,等我成親了交與玉鳳,我前後所受於俞家的亦要算是千金之贈了。但她這麼做是多麼的面酸心硬,我因末後一兩年裡問她要學費已忍著羞恥,那房地契我辭得一辭,她也生了大氣,當著玉鳳說你們也不必再來了。今世裡她與我的情意應當是用紅綾袱襯著,託在大紅金漆盤子裡的,可是如何堂前竟沒有個安放處,她這才覺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委屈,比以前她所想的更委屈百倍。
她益發變得好勝逞強,待人辣手辣腳。她嫌老屋不夠暢陽,別出心裁,在西側建了新屋。又每年去杭州,在塘棲孃家置了產業。她生有一子在外頭。她辛苦找到了孃家,但是隨即不樂了。她的老爹孃竟還在,惟兄弟中有的已故,但是家道消乏了,反要女兒幫助。孃家人來俞傅村走動,愈承迎她的笑臉,她愈生氣。庶母後來是對親生的兒女亦不喜,甚至虐待,因為這也不如她的所想,她的一生就有這樣怨。
展開牡丹
我十三歲那年,芝山小學舉行會試,十里內的小學與村塾皆各選拔四五人去應試。我坐轎去,四哥哥與阿鈺哥哥抬轎,他們都是望兄弟成名。芝山小學是新制高小,我到得那裡,只見樣樣開通,人人明達,看看自己身上穿的花洋紗短衫,茄色紡綢褲,還佩著俞家庶母繡的紅桃綠葉緞子筆袋,真覺得不好意思。試畢回來,胡村學堂裡的先生問我們考得怎樣,三個同學皆答得頭頭是道,惟我無望。焉知放榜倒是我考得好,賞了一部《史記》菁華錄,還有四角銀毫,他們卻只得一支鉛筆或一錠墨。
其後我讀高小及中學,亦仍是這樣的謙遜。我考進紹興第五師範附屬高小二年級,同學都是城裡人,都來欺侮我,我起初因情況不明,不敢爭鬥,但後來他們不欺侮我了,倒又用不著爭鬥。第五師範及第五中學多有諸暨新昌嵊縣義烏永康來的學生,個個身長力大,城裡人同學開口輕薄,他們就動手打人,人亦不敢欺侮他們。但是我不打架,人亦不欺侮我。可比我初到上海,碼頭上的挑夫與黃包車伕都敲我竹槓,竟是要反抗亦無從反抗起,其後住在上海,閒時走街竟從不遇見流氓,可見只要自身不太觸目,就海晏河清,許多事原不必靠鬥勝或屈伏來解決。
高小畢業我進紹興第五中學,只讀得一學期,學生鬧風潮,第二學期久久開不得課,我就回胡村了。我連不知這風潮是所鬧何事,只覺人世太大,不可唐突乾與或僅僅動問。此後表哥吳雪帆帶我到杭州考進蕙蘭。蕙蘭是教會中學,青年會在禮拜堂歡迎新同學,彈琴唱讚美詩,且分糖果,那樣的“兄弟愛”於我完全不慣。
我在蕙蘭讀到四年級,已在舉行畢業考試了,卻因一樁事被開除。我是校刊的英文總編輯,校聞欄有一則投稿,記某同學因賬目問題被罷免了青年會乾事職。校刊顧問是教務主任方同源,他說有關教會的名譽,不可登。經我說明,他就不再言語,我當他已經預設了,焉知登出後他叫了我去罵,當下我不服,他遂向校長以辭職要挾,開除了我。我倒亦不驚悔,惟一時不敢回裡,後來是父親寫信來叫我,我才回裡的。
蘇軾十二歲時,有代歐陽修謝賜玉帶名馬錶:“豈伊墜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真是謙遜。我連理真氣壯的不屈,亦對同學對父母沒有慷慨之言。
但那幾年的學校教育對我也是好的。彼時學校功課不像現在的忙,考試亦不在其意,很少團體活動,很少競爭比賽,讀書只是讀書,沒有想到要拿它派什麼用場,亦不打算將來的職業,且連對世事的意見有。我所以亦不信基督教。蕙蘭做禮拜,我總是可躲則躲,因為不喜歡基督教的無故鄭重其事。
但比學校教育更好的仍是紹興杭州的風景,使我的人亦在風景裡。民歌裡有“送郎送到房門邊,抬頭只見太平錢”,如此一路唱到“送郎送到九曲灣,九曲呀彎彎看牡丹”,當年父親帶我到紹興杭州,於我的一生裡就好比屏開牡丹。
我出外讀書,雖是父親與俞家義父早有此意,但我自己完全沒有想到。我十三歲那年夏天,在傅家山下小舅舅家作客,與雪帆表哥為伴,我父親忽來叫我同去章家埠,有十五里路,我就替父親背錢搭,沿剡溪沙堤走到那裡,他事先沒有和我說要到紹興杭州去,卻就趁了夜航船。後來這條路我自己來去走過多少遍,不是一句離情別緒的話可以說得盡。
章家埠是上虞地界,剡溪到此,再下去就成了曹娥江。到紹興去,從三界亦可趁船,但水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