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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閱讀它的過程中，又湧起了想讀讀本傑明？富蘭克林《自傳》的念頭。
百分之百的女孩與韋伯式的直覺（2）
讀著讀著，又想讀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了。
儘管以前我也曾論及過這種“連鎖式讀書法”，但它卻是唯有暑假才可能實現的至福體驗。
“沒準‘這個’就是‘那個’吧？”——在懷著這種念頭而開啟的書本里，肯定潛藏著某種成為“鑰匙”的想法，而且這種機率是百分之百的。
此番我不能不再次認識到，名叫馬克斯？韋伯的人的確堪稱了不起的人物。或許讀者會說，事到如今才領悟這一點，又能如何呢？
他在處理問題時運用的“手法”非常嚴謹致密。
他不是事先設定好一個“體系”，然後再根據它來對資料進行取捨，而總是循著資料的整合性很可能發生破綻的那條模糊的“縫合線”，逐漸呈現出能夠對它做出說明的“體系”輪廓（這一點與###也是一脈相承的。）
關於“資本主義精神”這個歷史性的概念，韋伯竭力避免預先對它進行單一的定義後再展開論述。
毋寧說，他是一一列舉出“資本主義精神”在歷史性的關聯中發揮出“有意義”作用的局面，從而在這個過程中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概念性的把握。
真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論述方法。
即是說，在“資本主義精神”這一關鍵術語的定義尚不確定的情況下，就對“資本主義精神”所參與的歷史現象展開了研究。
倘若是一個平庸的社會學者，或許會認為，“運用沒有準確定義的概念，去展開滿足這一概念之定義的論述，這不是無稽之談嗎”，從而付之一笑。但韋伯不愧是社會學的始祖，有著截然不同的氣宇和才能。
不過，世間確實就是這麼回事。
的確存在著很多“儘管不太清楚，但總覺得或許就是這種感覺”的關鍵術語，對此“粗略地”進行掃描後，對“捕捉住的資料資料”反覆咀嚼，再基於這些資料，追溯性地回答“這個概念是在捕捉了什麼資料的情況下而被構建起來的”。
聽起來大有不合邏輯的嫌疑，但我們就常常是這樣進行推論的。
我們並不是像電腦那樣進行檢索的。
如果不事先輸入正確的關鍵詞，電腦就什麼也檢索不了。
而人的大腦卻大為不同。
“儘管不太清楚，但總是有這種感覺。”——就算是這樣一種初期條件的設定，能夠被查證的東西終究是會得到查證的。而且，根據被查證的資料資料，體系的“那種感覺”就會逐漸得以精密化。
韋伯這樣寫道：
……只是，這些觀點絕不是我們可以用來分析那些被考察的歷史現象的唯一觀點。其他觀點於此，如同面對一切歷史現象，也會得出其視之為“本質的”其他特徵。……
以此，如果要明白確定我們正試圖分析且作歷史說明的這個物件，那麼重點就不在於對它作出一個概念性的定義，而是姑且只能對我們此處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作出一番最小限度的暫定性例示。①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4頁）
真是精彩的文章。
這種“知性的節度”正是所有偉大學者都共通的東西。
我之所以稱之為“節度”，就是因為韋伯自己也無法闡釋清楚，他究竟根據“怎樣的基準來選取”了在此被稱做“最小限度的暫定性例示”的資料資料（它們源自本傑明？富蘭克林的文字）。
儘管馬克斯？韋伯認定，在此存在著可以理解資本主義精神的線索，但他卻無法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喔，說來倒也不錯。不過，你為什麼會想到，在富蘭克林的書中存在著關鍵性的線索呢？”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百分之百的女孩與韋伯式的直覺（3）
所謂“知性的節度”，就意味著一種無能感，即“自己也無法說清，我為什麼會如此聰明”。
關於“我為什麼會這樣聰明”，之所以有很多人都能洋洋自得地列舉出各種理由，這是因為他們還停留在“能夠說明緣由的聰明程度（不，毋寧說愚蠢程度）”上的緣故。
像韋伯、###、弗洛伊德、列維納斯那種層次的人，乃是一些聰明到能夠真切地咀嚼到“不知自己為什麼會如此聰明”這樣一種“無能感”的人物。（我認為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