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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舞！舞！》，2002年，108頁）
我的的確確需要你，你是我自己，我是你本身！告訴你，我在一個地方——莫名其妙的地方——割開什麼的喉嚨來著，磨快菜刀，以鐵石心腸。像修建中國城門時那樣，象徵性地。我說的你可理解？
（《斯普特尼克戀人》，2001年，190頁）
作為忠實讀者，我思考著這些“來自異界的資訊”究竟想要表達什麼，而且是不停地思考著。雖然被堇追問道“我說的你可理解”，但最終也還是懵然不解。
最後我想明白了，那就是“這些資訊裡沒有意義”。
就如羊男一口咬定的那樣，“不要考慮意義不意義，意義那玩意兒本來就是沒有的”。這就是決定我們如何解讀來自異界之資訊的元資訊。
原來，我弄錯了解讀的方法。
我們通常愛搞錯原因和結果。
來自異界的那些無法理解的資訊，不啻一把“鑰匙”，能夠解釋在“我”所棲居的人類世界中所發生的不合邏輯的事件。過去我一直是懷著這種確信去閱讀故事的。為什麼我會如此深信不疑呢？為什麼沒有考慮過另一種可能性，即在無法理解的資訊中其實並“沒有意義”？
想來，這都是因為我們的精神無法###受“沒有意義”這個事實。
我們總是深信，“看上去沒有意義的事物，也一定有著某種隱藏的含義”。我們之所以死死揪著“神秘之事”不願放手，也是由於這個緣故。
只有被告知，貌似沒有意義的事物“其實別有含義”，我們才能放下心來。
因為我們最不願意聽到的，就是“無意義的事物就是無意義”這句話。
然而，作家們的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賦予這句話以真實感。比如《城堡》的作者卡夫卡、《局外人》的作者加繆、《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菲茨傑拉德、《弗朗西斯？麥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的作者海明威……村上春樹一定是延續著這些作家們的譜系。
在“我”所棲居的世界，由於“邪惡力量”的介入，“我”和“我”所愛的人們一再受到傷害。但是，這些不合邏輯的事件的“真正意義”，直到故事最後也沒有被挑明。
想想看，還真是“不合常理的故事”呢。
不過，在逆向閱讀這些故事的時候，方能管窺到其中的意義。
所有的這些故事都在固執地講述著一件事：“世上無端地存在著邪惡的力量。”
對我們而言，受到邪惡力量侵害的經歷簡直就是家常便飯。然而，我們卻試圖將這種經歷“合理化”。
被毫無愛心的父母一頓毆打，被不正經的教師無端痛罵，被愚蠢而自私的同學殘酷虐待，被只知道慾望和自戀的異性大肆掠奪，被愚蠢的上司胡亂評定，被不治之症意外地纏上……此類經歷真可謂數不勝數。
儘管如此，我們註定會去嘗試著把這些消極的經歷“合理化”。
我們企圖用種種理由來為這些消極經歷開脫，說它是旨在提升我們的具有教化意義的“考驗”，或是對我們自身過失的“懲罰”，抑或是為讓我們達成對人性更高理解的“教訓”，或者是因社會制度的不完善所導致的“結果”等等。
我們自身遭受的創傷和損害其實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我們卻不能正視這個事實。
因此，不管是“體系的缺陷”也好，還是“精神上的創傷”也好，抑或“死胎化作怨靈出來作祟”也好，我們總是願意相信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都是由於某種相應的因果關係才發生的“合理”事件。
但是，只要靜下心來思考一下，誰都能想個明白：幾乎所有讓我們受傷、受損的“邪惡力量”，都並不具備哪怕是一丁點兒的教化因素和懲戒因素。它們降臨在我們身上，並沒有任何的必然性，就如同玩笑一樣，沒有任何目的，而僅僅是為了最大限度地讓我們受傷和受損。
村上春樹淡泊地描述了人們遭到“邪惡力量”毫無意義的傷害和毀損的經歷，反覆地、甚至是執拗地敘述著一個事實：這些經歷其實並“沒有任何意義”。
在《一九七三年的彈子球》中，傑對“鼠”講述了家貓的前爪慘遭蹂躪的事情。他曾猜想過會不會是給汽車軋掉的，可那傷口未免也太過慘不###睹了。因為就像是被誰用老虎鉗夾過似的。
“不至於吧。”鼠搖搖頭，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有誰能打貓爪的主意呢……”
傑把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