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智慧

第34部分 (第2/4頁)

清發生這種大變化、出現千古未有之大變局，最主要的標誌，是“西人”大規模地進入了中國。

“西人”進入中國，本不自晚清始——

漢代——佛教傳入——西天

明代——天主教入華—西教

晚清——西潮

佛教進入中國（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是靜悄悄地進入的（透過西域傳入），起初是作為黃老方術的一種；後來也引起過爭論（沙門不拜王者論），甚至出了好幾個主張滅佛的皇帝，但阻擋不住。主張滅佛的皇帝遠沒有信佛的皇帝多。佛教經歷了漫長的中國化的過程。終於出現了最適應中國人心性的禪宗。宋代的思想大合流。然後是民間化和世俗化。

佛教傳入中國的過程，是中國文化吸納、消融外來文化的顯例，是華夏民族文明的偉大之處。它的特點是充實主體、融化客體、思想再生、鑄造新文明。

明代的西教、天主教。一般以明朝的萬曆年間、萬曆十年（公曆1582年）義大利人利瑪竇來華為標誌。西方的傳教士帶來了天文、曆法、數學、火炮製造等西方的科技，也把中國的文化反饋回歐洲，對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早期的帶領作用，但在宗教傳播方面，始終表現為與中國文化的衝突。利瑪竇曾經嘗試著讓天主教適應中國文化的特徵，他的努力獲得相當成功，後來由於羅馬教廷的干預，引發了所謂“禮儀之爭”（祭祖拜天），兩種文化的衝撞佔據了主要位置。但這次“西人”的進入中國，增加了雙方的初步瞭解，就中國一方而言，自己文化的主體位置絲毫未發生動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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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2）

所以如此，是由於漢、唐、明直至清中葉，中國的國力是強盛的，“西人”帶來的是文化，不過是“以文會友”，所以賓主分明，客人就是客人，無論如何成不了主人。

夷務和洋務

晚清就不同了。道光、咸豐以後，中國的國力日趨衰弱，社會問題嚴重，統治集團腐敗。在這種弱勢的情況下，“西人”來了，不再是“身懷絕技”的傳教士隻身遠遊，而是開著軍艦、手持槍炮的大隊人馬前來叫陣。主人的態度也不是開門納客，緊閉的大門是被人家用“船堅炮利”開啟的。於是，有了1840年的鴉片戰爭和1842年的《南京條約》（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有了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北京條約》（一個更加喪權辱國的條約）。英法聯軍於1860年9月9日火燒圓明園。

此時之“西人”已經反客為主，中國文化的主體位置、國家的主權地位，遭到根本動搖。

當時先覺醒的知識分子、開明的官員，也想出了一些對付洋人的辦法，當時最流行的話語是“夷務”，如何處理“夷務”成為關乎國家根本利益的大問題。想出的辦法包括“以民制夷”、“以商制夷”、“以夷制夷”、“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等，但都沒有多少效果。

不過朝野上下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就是知道自己落後了，應該自強。所以晚清有長時間的“自強運動”。看到洋人技術先進、武器精良，意識到自己要有近代工業、要有洋槍洋炮，於是開始了　“洋務運動”。“夷務”後來變成了“洋務”。

曾國藩、李鴻章、沈葆楨、左宗棠、張之洞等晚清大吏，是早期“洋務運動”的積極倡導者。特別是李鴻章，他是清代辦洋務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李鴻章傾畢生心血建立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而且不是敗在力量懸殊的“西人”手下，而是敗給了同屬東方的近鄰、一向被稱做“蕞爾小國”的日本，中國的面子丟大了，全國上下一片沸騰。

甲午戰爭的歷史教訓

中日甲午戰爭的悲劇性，不單是敗在一個小國的手下，因為日本經過了明治維新，小國已經變成了強國。它的深層悲劇在於：不該戰而與之戰而且戰敗。翻檢一下中日甲午戰史，可以看到：戰前、戰中、戰後，中方的應對策略，處處中日本的圈套。日本製造各種藉口，想一舉消滅北洋水師。李鴻章知道北洋水師不是日本的對手，本來想避免戰爭，但由於翁同酥為首的清流主戰派挾光緒皇帝給李鴻章施壓，李的具體佈防措施也一再發生錯誤，還是不由自主地走上應戰不敵的道路。

甲午戰爭的前三年、1891年，李鴻章的在奏摺裡說：北洋有新舊大小船艦共25艘（大船隻有鎮遠號、定遠號等6艘），還要增加多隻船艦，才能構成戰鬥系列。朝廷沒有理會李鴻章的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