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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的當年、1894年,李鴻章又上奏摺,要求添換新式快炮21尊,如果辦不到,鎮遠、定遠兩艦的快炮12尊,無論如何應該購買,仍未獲準。實際上自光緒十四年、1888年開始,北洋水師就沒有新增任何裝備(史書上說“未增一械”或“未增一船”),原因是購買軍械的銀子被慈禧太后移做修頤和園用了。
甲午戰爭八月打起,七月李鴻章上奏摺再次陳述:中國的六艘大船,即鎮遠號、定遠號、濟遠號、經遠號、來遠號、致遠號和靖遠號,只有鎮遠號、定遠號是鐵甲船,可用,但時速僅15海里,而日本可用快船有21艘,9艘是新船,時速20至23海里。雙方海上力量對比懸殊。李鴻章因此明確表示:“海上交鋒,恐非勝算。”因此研究晚清史的人,有一種說法,甲午戰爭的失敗,李鴻章固然有責任,翁同酥、張騫、文廷式、張之洞等清流主戰派,也有誤國之責。所以甲午戰敗後,朝野上下責備李鴻章的明智之士都是說他明知不堪戰卻不能頂住壓力,沒有“犯顏直諫”。
史學家陳寅恪的祖父陳寶箴和父親陳三立,就曾在馬關條約簽定後致電張之洞,呼籲聯合全國的督撫共同請求將李鴻章斬首。陳寶箴說:“勳舊大臣如李公,首當其難,極知不堪戰,當投闋瀝血自陳,爭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聖聽,今猥塞望謗議,舉中國之大,宗社之重,懸孤注,戲付一擲,大臣均休慼,所自處寧有是耶?”
後來黃秋嶽在回憶這段往事時寫道:“蓋義寧父子,對合肥之責難,不在於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以合肥之地位,於國力軍力知之綦審,明燭其不堪一戰,而上迫於毒後仇外之淫威,下刦於書生貪功之高調,忍以國家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爭,義寧之責,雖今起合肥於九泉,亦無以自解也。”
所以,一百年前的中日甲午戰爭的悲劇在於:不是不當和而和,而在於不當戰而戰。
中日甲午戰爭是1894年打起來的,第二年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其直接結果是北洋艦隊的覆沒——這固然令人哀痛、非常重要;比這更重要、更令人哀痛的是割讓臺灣,把我們的第一寶島送給了日本人。1895年日人佔領臺灣,直到1945年歸還中國,日本佔領臺灣整整50年。直到今天這一百年前的結果還在影響著我們。李登輝們的出現,顯然與日本的統治、奴化、豢養,有直接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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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國: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3)
我想向各位國家棟梁提醒一點,在我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史的過程中,有過三次現代化的努力:一次是清朝政府迫於列強的侵擾所做的初步現代化嘗試,特別是洋務派的三十年的辛勤積累,透過1894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被日本強行打斷了;第二次是民國政府的現代化努力,由於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戰爭,被再一次打斷;我們現在正在進行中的現代化程序,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現代化,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第三次現代化努力,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果,但我們的現代化程序還沒有完成。我不知道今天有沒有必要(如果不是公開是否應該在我們的內心)提出:我們這次的現代化程序,還會被打斷嗎?
以上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簡述百年中國的文化問題為什麼從晚清講起,特別說明中日甲午戰爭是近代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因為百年中國的文化傳統的流失與重建問題,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發生的。
二、 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及其在晚清社會所遭遇的危機“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
“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傳統文化”,是指傳統社會的文化。一般把周秦以降直至清朝最後一個皇帝退位,也就是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稱做傳統社會。當然無法用1911年把傳統與現代作一截然劃分,文化與社會的變遷比政治事變要複雜得多。寬泛一點看這個問題,也許講清末民初是中國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的轉折時期,在語義和事實上比較恰當。總之晚清以前的中國文化可稱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也就是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的內容,取決於我們對文化一詞如何定義。
人類學家對文化一詞的解釋是多種多樣的,美國人類學家克羅伯(Kroeber)和克拉孔(Kluckhohn)在他們50年代合著的《文化:關於概念和定義的檢討》一書中,列舉出160多種西方學者關於文化的定義。70年代以後,符號學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