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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百五十人民幣,會講的比較便宜,收三百。”
“你當時已經學會了廣東話?”我驚訝。
“那麼難講的方言,我現在還學不會呢,哈哈哈哈。”倪匡兄大笑:“付了四百五十。”
“哪來的錢?”
“親戚們怕我和他們搭上關係,萬一我被抓到,他們就倒了祖宗的楣,都很願意出點小錢讓我失蹤。”
“怎麼偷渡的”?
“搭火車到廣州,用船運到澳門,再從澳門把我們送到香港。”
“到了香港就去找家人?”
“不,我很獨立,不想增加他們的負擔,身上還留了幾個錢,先買一碗飯來吃。”
“第一次吃的是什麼飯?”
“叉燒飯。”倪匡兄說,“天下哪會有那麼好吃的飯!一大碗,上面鋪著幾塊叉燒,肥得油都漏了出來,流到碗邊,再滴在手上。啊!那種感覺,還沒有吃,已知道是又香又甜的;我只看著,就笑了出來。到了現在,我一看到大碗飯,也還會笑的。”
“上海沒叉燒飯嗎?”
“有,叉燒在上海也看過,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吃得起的。”
“到了香港,怎麼幹活?”
“那時候有一大群像我那樣的年輕人,都集中在一起,很團結。蹲在工地上,等工頭來叫去打工,日薪三塊七,給工頭抽去八毛,剩下兩塊九。二三十個人,被叫去十幾個,剩下的人沒工開,等大家回來,分了錢,一齊吃,有時候不夠錢吃飯,就分了去喝咖啡。”
“喝咖啡怎麼喝得飽?”
“有糖呀!”
“糖?”
“看到桌子上一缸糖,我問要多少錢?朋友們回答不要錢。哈哈哈哈,有這種事?糖不要錢?當然拚命下咯,我到現在喝茶喝咖啡,還是要下很多塊方糖的。”
“……”
倪匡兄繼續說:“到了香港,真是覺得海闊天空。說到距離,上海和香港並不遠,但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人家都說香港的空氣大受汙染,我當年感覺到的每一口都是新鮮的。三藩市的空氣大家公認是比香港好的,但是我在那邊天天要打三個噴嚏,現在回來了,鼻敏感都馬上醫好了,你說香港的空氣有多美呢!”
生飯
“來了香港之後,你是怎麼寫起小說來的?”我問倪匡兄。
好像是昨天的事,他記得很清楚:“一群從大陸來的青年,在荃灣地盤等開工,閒起來就看看報紙,副刊上有篇萬言小說,每逢星期天出一次,我一面看一面說:‘這種東西,我也會寫。’沒有人相信,我就花了一個下午寫給他們看。”
“是什麼報紙?”
“《工商日報》,我大膽地投稿,想想也沒有什麼希望,試一試罷了。幾天之後,編輯就叫我去談,說可以用我的稿,得到九十塊錢稿費,笑了三天。別忘記那是二塊九毛可以吃四碗叉燒飯的年代。”
“你記得第一篇小說叫什麼嗎?”
“叫《活埋》。講的是地主子女的遭遇,當時我寫的東西很文藝,還有主題呢!”
“那篇稿有沒有存下來?”我問。
“剪了下來,不知道經過多少年,找出來時已被蟑螂咬得支離破碎,真陰功。”
“我替你去找找看,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裡面也許會有。我在做十三妹的資料收集時,也在那裡找到的,你記得是哪一年的事嗎?”
“一九五七年,###月之間。”倪匡兄說。
“後來呢?”
“後來寫雜文稿,投到《真相》。”
“一投就被用嗎?”
倪匡兄大笑:“說也奇怪,一生人投稿,真的沒被人退過。”
“雜文的稿費呢?”
“沒有稿費。他們說報館小,付不出錢,我說沒所謂,反正閒著。投得多了,他們問我有什麼事做?我說沒事呀,那麼就叫我到報館去當幫手。”
“工資給的吧?”
“一百三十塊一個月,分兩期,每期六十五,我又笑了三天。社長叫陸海安,很年輕,才三十多歲。當時報紙上還有一個叫司馬翎的人寫武俠小說,一天兩千多字,寫了一半斷了稿。陸海安問我怎麼辦?我說由我來寫好了,幫他續了一個星期的稿,後來他又寫回。寫一下,他老兄乾脆不寫了,陸海安叫我寫,我就寫完那篇小說,反正看得多了,就會寫。那是一九五九年的事。”
“寫武俠小說也算在工資裡面的嗎?”
“不,不,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