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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倪匡兄說:“我最記得不知哪裡跑來一隻波斯貓,毛長得很,給頑童打了很多結,我天天為它解,也解不完。《老貓》這部小說,就從那隻貓得到靈感。那時天寒地凍,每晚聽到狼叫。”
“有沒有得吃?不會把貓也吃掉吧?”
“那幹部丟給我一大塊東西,黑漆漆的,原來是冰凍了的豆腐,大概是發了黴。有一天,一個讀政治科的蒙古人偷偷地來看我,說我死定了。”
“啊,”我叫了出來,“怎麼認識的?”
“剛來蒙古時是在農場工作,大家談得來,我記得他是從一個名字很古怪的縣來的,叫托克托縣。他把一隻馬偷來,要我騎著,說記得一定要朝北走,走到有蒙古人的村落,就會收容我,叫我學蒙古話,住上兩三年,最好娶個蒙古老婆,沒人認得,就可以逃脫。”
“你真夠膽。”我說。
“還有什麼選擇?哦,對了,他還把我的檔案也偷了出來,那麼厚的一本,都是針對著我的,拿來當傳記,更夠詳細。這更令我下了決心,騎上了馬。那隻馬瘦得不得了,連馬鞍也沒有,只披著兩個麻布袋。這個蒙古人,真是我的恩人。”
“後來有沒有機會報恩?”
“再也沒見過他,心裡還是感激的。”
“跑出來後第一件事是幹什麼?”
“當然是先把那個厚厚的檔案放火燒掉了,燒完時下了一場大雪,白茫茫一片,哪裡知道東南西北?”
“你到了香港後還有不知方向的陰影,一定死纏著倪太,就是那個時候種下的?”我問。
倪匡兄點點頭:“你也看過我一直戴著的那個有指南針的手錶。”
“後來呢?”
“記不得走了幾天幾夜,看到了一條火車軌,跟著走,就走到一個車站,是黑龍江省泰來縣。車站旁邊還有一個豆漿檔,買了一碗,喝了下去,全身溫暖,溫暖到手指頭腳趾頭都感覺得到。”
出走(2)
“買豆漿?身上有錢嗎?”
“我好歹也做到了一個第二十一級的幹部,有工資的呀。”他驕傲地說。
“是乘火車到了香港來的?”
“沒那麼簡單。”他說,“到了車站,就有地圖了,我一看到鞍山,就想起我哥哥來。”
“倪亦方?”
“是,他在鋼鐵廠做工程師,還被選過十大先進青年。我記得後來在香港時,看過《大公報》的一篇報導,標題寫著《倪匡、亦舒的哥哥領獎》,笑得亦舒和我要死,哈哈哈哈。”
抵達
“在哥哥倪亦方那裡住了多久?”
“一個多月。”倪匡兄說,“但是戶口報不成,還是非走不可。”
“又乘火車?”
“不。這次坐船,在鞍山認識的年輕人都說可以乘輪船到大連,在青島時不要下船,躲起來,等船開了,再走出來好了。”
“船長沒把你抓起來?”
“這種偷渡的情形常有,也不止我一個,船長抓到了,教訓我們一頓,就在上海把我們放了。”
“到了上海就回家去?”
“哪裡有家?我的父母都已經去了香港。”
“他們什麼時候來的?”
“一九五〇。”
“你怎麼沒跟他們來?”
倪匡兄說:“那時候大家是熱血青年,哪裡會到香港那種殖民地主義的腐敗地方?”
“那時候的宣傳是深入民心的。”我說。
“不過我也思考過,也闖了禍,那厚厚的檔案也記載過我問的話。”
“你問了什麼?”
“說在臺灣,每個人都在吃香蕉皮。”
“這種宣傳我也聽過。”我說。
“我問幹部大家吃香蕉皮,但是誰吃了香蕉肉了?哈哈哈哈。”
“那麼在上海依靠誰?”
“我到親戚家裡,大家都當我是瘟生,恨不得馬上把我趕出去。”
“那怎麼辦?”
“後來我在報紙上看到一段廣告,說可以幫忙人家到香港去。”
“這種廣告怎麼登得出?”
“那是社會最亂的時候,舉行了大鳴大放的運動,一切很放得松,後來才抓人。”
“你去找了那個組織了?”
“對。”倪匡兄說:“他們問我,你會不會講廣東話?”
“有什麼分別?”
“不會講的收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