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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應運而生了。
二、三教出一門
《史記》中《老子韓非列傳》對老子有這樣一段記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當然，《史記&；#8226；老子韓非列傳》對老子的記載還有其它幾種說法，但這種說法是一種較為公認和通行的說法。
這一段文章裡，詳細記述了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的事件。而孔子是春秋時期儒家學派的創始人。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問策。廣川（今河北棗強東）人董仲舒（約公無前179年～前104年），在這次問策中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漢武帝所採納，運用了政權的強制力量使之得以推行，目的就是為了加強漢王朝封建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從此，儒學取得了唯我獨尊的地位，並長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而漢武帝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學說，而這一學說，從此也奠定了儒學唯我獨尊的地位，並長期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隨著歷史的沿革，儒家也就有了“儒教”之稱，這個教，也就成了人們常說的“三教”中的一教。後來就有一種說法：佛教出神；道教出仙；儒教出仕。
伴隨著“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應運而生的“三教出一門”之說，並沒有遭到儒學人士的牴觸和反對。反而得到了認同和追捧。這是除了有上述的關於《老子化胡經》產生轟動效應的原因的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一是老子做為中華民族的先輩大賢有著無法撼動的歷史地位和睿智的哲學思想。二是儒學人士研習經典都是以一種形而上學，固步自封的形式來學習的。所謂“十年寒窗，苦讀經史”，就很形象的表現了這種學習方式，死記硬背，惟書惟上。只要書中有的，那就是經典。既然書中有記載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並且事後孔子還大加稱讚老子“其猶龍邪”，那麼，說“儒教”也源自於道教門下。對儒學人士來說，並不是一種什麼難堪的事，而是一種榮耀。
而張道陵初創道教之時，就抬出老子做為教庭祖師，並奉《道德經》道教中的經典。以此來宣揚其淵源流長。道教自動拜於老子麾下。所以，道、儒同出一門的理論一誕生，對道、儒人士而言，就成了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把佛教也說成是源自於道門之下，把釋迦牟尼說成是老子的弟子，就得不到佛門弟子的認同了。而《老子化胡經》一書的誕生，從此就誘發了一場佛、道兩教曠日持久的論戰。儘管佛教信徒們奮力反駁多年，但《老子化胡經》依然故我地影響著華夏大地，並且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的“三教出一門”之說，與“老子過函關化胡為佛”的故事更是相映成輝。金元時期，隨著道教全真派的興起，《老子化胡經》和“三教出一門”之說興盛到了顛峰時期。
王重陽在創立全真教時，力倡三教一家，宣揚三教合一。以道教的《道德經》、儒家的《孝經》、佛教的《心經》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經典。在他的言論、著作中，三教合一論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關玉鎖訣》中說：“三教者，如鼎三足，……不離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樹生三枝也。”在《示學道人》詩中說：“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來做一家。義理顯時何有界？妙玄通後更無加。”又有詩云：“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在《答戰公問先釋後道》中稱：“釋道從來是一家，兩般形貌理無差。”等等。
隨著全真教在金元之際的大盛天下，《老子化胡經》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影響程度則是又上了一個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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