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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冬，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劉仲祿持詔書相邀，丘處機不顧自己72歲高齡，數萬裡之遙的路途，惡劣的氣候和道路，率十八弟子萬里跋涉，歷時三年，在大雪山（今阿富汗東北巴達克山西南）的軍營謁見了成吉思汗，這位欲“救萬靈苦”、“敬天愛民”的道士，得到成吉思汗的賞識；，賜金虎牌、璽書，賦予“掌管天下出家人”的特權。1224年丘處機回到燕京，奉旨掌管天下道教，住天長觀（今白雲觀）。丘處機大建宮觀，廣收門徒，他囑告弟子們：“今大兵之後，人民塗炭，居無室，行無食者，皆是也。立觀度人，時不可失。此修行之先務，人人當銘諸心”。利用入全真教可豁免以及其它特權，“使其徒持牒召求於戰伐之餘”，讓在戰場上大量被俘虜的民眾得以復生，解救了大量漢族和女真族民眾。清朝乾隆皇帝為白雲觀的丘祖殿，題了一幅著名的對聯，稱頌丘處機救民於水火的奇功，曰：“萬古長生不用餐霞求秘訣；一言止殺始知濟世有奇功。”
全真教由祖師王重陽創立，其大盛於天下則緣於與丘處機的濟世救民的奇功。當時民眾信仰全真之事，隨處可見，其推行之遠，傳佈之速，足以驚人。《奉聖州永昌觀碑記》雲：“全真教興焉，淵真以明志，德修而道行。翁然從之，實繁有徒，其特達者各潛戶多”，“敦純樸素，有古遺民之遺風焉”。道出了全真教於金元之交的盛況。
全真教的興起，使《老子化胡經》和“三教出一門”之說的影響也到了顛峰時期。不過世事變幻無常，沒過多久，曾幾遭禁燬的但又頑強不屈地流傳下來的《老子化胡經》，卻沒有挺過元朝，終告亡佚。但故事是不屈不撓地流傳下來了。本屬南宗、而自認為北宗元代道士陳致虛，在《老子化胡經》被焚燬後的年代，依然將儒釋道三教，歸宗於老子，稱三教皆以老子之道為法。“天以清，地以寧，三光以明，萬物以榮，聖人、仙、佛以修以成。……孔子而佛，皆明此道，非別有一道也，後來乃分三教”。
三、《老子化胡經》被禁燬
《老子化胡經》的被禁燬，依然與“三教出一門”之說有關。王重陽力倡三教一家，宣揚三教合一。丘處機也有詩云：“儒釋道源三教祖，由來千聖古今同”。隨著全真教盛行天下，這種思想和理念也開始放大，《老子化胡經》也成為全真教徒佔據佛門寺院，合併佛教行動的理論指南。寺廟改道觀、佛教徒更道教者不計其數。
隨著全真教的興盛天下，已經引起了元朝統治者的忌憚。其原因一是影響和勢力也是越來越龐大，全真道的《清虛宮重顯子返真碑銘》稱：“東盡海，南薄漢淮，西北歷廣漠，雖十廬之聚，必有香火一席之奉”。《修武清真觀記》也記載有這種盛況：“自邱往赴龍廷之召，……自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聲焰隆盛，鼓動海嶽”。在邱處機的“立觀度人”的號召下，短短几十年間，全真教的宮觀、弟子就遍佈於河北、河南、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等廣大地區，如1228年安葬丘處機時，“四方來會之道俗逾萬人，至有司衛之以甲兵”；1241年會葬王重陽時，“時陝右雖甫定，猶為邊鄙重地，經理及會葬者，四方道俗雲集，常數萬人”。這些數萬餘人的聚集，對元朝統治者而言，無異是一種強裂的震撼。二是全真教的信徒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員屬於丘處機利用成吉思汗賦予的特權，救拔出的戰場俘虜、應付不了徭役的平民、因戰亂而凍餓街頭的流浪者等。在元朝統治者看來，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動搖其統治的隱患。儘管全真教在丘處機之後的歷任掌門也都利用宗教為統治者效力，但是其影響和勢力，已經超過元朝統治者的心理承受極限。
憲宗年間，親受成吉思汗特權的丘處機已已羽化登真多年，此時全真教享有的特權，隨著丘處機的離去，已臨晚霞時分。但是全真教的弟子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依然勁頭十足地打著“三教一家”的旗號，利用特權，佔領佛門的寺院，合併佛門，玩得太猛，從而引爆了佛教人士的強烈不滿。於是紛紛上書朝廷，要求禁燬《老子化胡經》，歸還寺院。
佛、道矛盾的激化，佛教人士上書朝廷要求歸還寺院。為憲宗皇帝蒙哥限制全真教提供了有利的藉口和契機。畢竟全真教派被太祖成吉思汗賦予了許多特權，如果冒然對其限制，難免會引來社會甚至於統治階層內部的不同聲音。所以憲宗皇帝利用佛教人士上書朝廷要求禁燬《老子化胡經》、歸還寺院的契機，於憲宗八年（1258年）詔辦僧道辯*，這場辯*的結果，憲宗皇帝早已內定。全真道大敗，做為全真教弟子佔據寺院的理論基礎《老子化胡經》，被認定為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