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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晉南北朝時期，佛道、兩教在爭奪信徒的過程中。經常出現各種和平形式的鬥爭，愈演愈烈。這期間湧現出了大量的宗教理論家。最激烈的鬥爭場合，莫過於“鬥*”。道、佛兩教，各自都在“鬥*”前做大量的準備，挑選一些博學善辯的道士、僧侶，在“鬥*”上，各執一詞，互相攻訐，抬高自己，貶低對方。《老子化胡經》就是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產生的。
道教道士王浮，河南洛陽人。在西晉惠帝（公元290——306年在位）時期，為天師道祭酒（首領）。因為是一路首領，所以常常參加一些鬥*，每每大拜而歸。王浮羞惱之餘，便依據一些典籍、傳說，發揮自己的想像，編撰出一部《老子化胡經》。《老子化胡經》一問世，即在僧道優劣的辯論大試身手，大肆流行，影響很大。
《老子化胡經》巧妙的利用了《史記》中對老子的記載。老子過函谷關西行，“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然後巧妙的續出，老子去了天竺國，點（教）化胡人為佛。《老子化胡經》把佛祖如來硬說成是老子的弟子，因而對中國古代的宗教界、文化界、史學界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對佛門弟子來說，更是如鯁在喉，如芒負背。當時，長安有個名氣很大的和尚，叫帛遠，又名白遠，白遠和尚。號法祖，俗姓萬，河內（今河南沁陽）人，自幼出家，每日能誦經*千言，深研大乘經典，又博讀世俗經史，以講習為業，僧俗弟子達千餘人。他聽說王浮作了《老子化胡經》，就一氣之下來到了洛陽，和王浮鬥法，辯論起佛道的先後高下，但結果竟然是不分輸贏。從此，《老子化胡經》便成為道士們攻擊佛教的堅兵利器。並且從此流行開來，影響甚遠。
對於《老子化胡經》的出現，佛教信徒們一直不服。也不惜大量編造歷史，抬高佛祖，貶低老子。如東晉僧侶支遁在《釋加文佛像贊序》中就說：“昔姬周之末，有大聖號佛，天竺釋王白淨之太子也。……絡聃周以曾玄”。他不僅把佛祖說成是老子的師父，還把老子和莊子說成是佛祖的“曾孫”和“玄孫”。梁朝和尚僧佑也在《出三藏記記》中指出：“昔祖平素之日，與（王）浮爭正邪，浮屠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經》以誣謗佛法”。但無論是貶低老子也好，說《老子化胡經》謬誣也好，《老子化胡經》依然廣泛流行，經卷也由當初的一卷，逐漸繁衍增加為十卷，成為鉅著。不僅內容強化，而且成為道士的必修經典。除了《化胡經》本身增修了內容，同時還有一些有關的新書出現，如：老子開天經，出塞紀，玄妙篇等等，廣傳天下，越打越強，越禁越多。《老子化胡經》之所以被認可。其原因正如恩格斯在《布魯諾&；#8226；鮑威爾和原始宗教》一文中就說到的“民族神是能夠容忍別的一些民族神同他們在一起的，……但決不能讓他們高居在自己之上”這種民族自尊心理，具體有兩個方面，一方面迎合了華夏民族的自尊心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理在古代是很強烈的（崇洋媚外似乎是近代的居多）。一直自豪地認為我們是中央之國、中央上國等等，而稱其它國家則為“藩屬之邦”、“蠻夷之地”，其人則是“狄夷之人”，更有細化的稱呼叫“東倭西胡，南蠻北狄”。佛祖即便是個王子，出身高貴，那也是“藩屬之國”、“蠻夷之地”的胡人，“蠻夷之地”的胡人成聖成神，怎麼說也是令自尊心理極強的華夏民眾有點費解。而《老子化胡經》就適得其時地給出了答案，佛祖之所以成聖，是由老子教化、點撥的因素。這費解的問題就不費解了。況且老子是上古大賢，年齡又比佛祖略高一些，所以看起來就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從另一方面講，《老子化胡經》也迎合了統治階層的大一統心理。在以前的華夏大地，不光民眾的民族自尊心理強烈，統治階層的民族自尊心理也十分強烈，並且在此心理上延伸出一種自負心理，喜好“八方鹹服，四方朝貢”，“蠻夷之地”的西土出了神，在華夏大地影響很大，怎麼說也感到不太自在。《老子化胡經》的出現也滿足統治階層的自負心理。所以，《老子化胡經》得到了一些朝代的統治者，特別是唐、宋朝統治者的積極認同。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老子化胡經》產生轟動效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隨著《老子化胡經》的傳播，另一種說法“三教出一門”也伴隨著“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