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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換句話說，矽谷成功的最根本秘密就是這樣一種適宜於創新與創業的氛圍。在這種氛圍中，新型企業得到最大限度的呵護，無論資源還是資本，無論機制還是文化，都讓這些新型中小型企業如魚得水，最終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從小到大、從失敗到成功。
矽谷是這些科技創新企業的育嬰室和幼兒園。矽谷，就是一個大孵化器！因為，所謂孵化器，就是指透過提供一系列新創企業發展所需的管理和資源網路支援，幫助新創企業成長和發展，使其具備自生能力，最終能夠獨自應對來自市場的風險。實踐證明，在缺乏扶植的條件下新創企業成活率很低，而在孵化器中成活率則能提高到80％以上。
在方興東等人看來，今天中關村科技中心地位的失落也正是由於對草根群體，對高科技創新群體關注的缺失，是這種孵化文化的缺失。
中關村並不是沒有孵化器，凌志軍在清華創業園中看到的就是一幅生動的孵化器圖景……
“當時我來到雙清路上，在清華創業園A座302房看到一個場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開。這間屋子裝著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過佔有其中一個方格，由一張簡易電腦檯和一把轉椅組成，和大公司裡那種員工座位沒有什麼差別，只不過，在通常鑲嵌員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貼著公司名稱，一律由普通道林紙列印而成，凌亂一片，讓我想起滿天繁星。電腦檯後面坐著的那些人個個年輕，他們是老闆，也是會計，還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員工。只要花500塊錢，就能在這裡坐一個月，而他們在這裡的時間通常不會超過半年。很多人失敗了，但總會有人成長起來，擴大隊伍，搬到樓上。那裡有單間辦公室，沿著走廊排列，是為他們這些人準備的。室內空間略大，可以擺下四五張桌子，門外掛著一塊公司招牌。站在走廊裡，可以看到兩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筆直地伸到盡頭。12個月，也許18個月之後，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會垮臺，但必定有幾家會繼續成長，它們將搬到更大的寫字樓去，佔據整整一層。我對公司的創業景象並不生疏，可眼前這一切竟是聞所未聞。像微軟和聯想，它們都是擁有數萬員工的龐大公司，但是說老實話，它們都沒有‘A座302房’那樣讓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氣，看到壓力和不確定性，看到一種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或者方興東沒有看到這一情景，但更可能的是方興東們認為，單單清華創業園這樣一個小的孵化器無法代表整個中關村曾有過的那種創新氣息，那種曾經湧動在中關村的創業氣息已經無可挽回地失落了。不管這場爭論最後的結果如何，一個公認的觀點是，無論是矽谷，還是中關村，無論是高新區，還是一個城市，要想鼓勵創新，必須先打造適合創新的土壤。這種創新的土壤不僅包括硬體，更包括制度、文化等軟環境。
這個看似直白的道理真正操作起來卻並不那麼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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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器之困（1）
只有真正創業的人，才會明白創業的艱難。很多時候，一筆很小的資金缺口，一個不起眼的辦公場所，一次曲折的申報過程，都可能構成新創企業難以跨越的障礙。就像初生的小動物需要呵護一樣，初生的企業也需要場所、設施、培訓、資金和諮詢方面的服務與支援，人們把這種服務形象地稱之為“孵化器”。
1956年，一位名叫喬·庫曼的美國人買下一家倒閉的公司，將空閒的大樓低價租給創業者使用。這被視為最初的孵化器。在隨後的發展過程中，主要由政府出資為孵化器注入許多新的內容，比如資金、諮詢、培訓等服務。這個時期的孵化器主要是為了解決高失業率而設立的，都是非贏利的。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一些政府主導的企業孵化專案效果令人失望，許多企業雖然在政府的資助下成立了，但是存活率很低。政府直接使用優惠稅收政策資助新創企業的做法受到了廣泛的質疑和批評。在孵化器執行的過程中，人們逐漸認識到，政府部門的最大優勢在於擁有龐大的區域網路和廣泛的聯絡，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向創業者提供大量非常有價值的資訊、關係和建議。研究者還發現政府部門與其他組織的協作能使企業孵化專案更具成效，這些機構包括中介服務企業、教育研究機構、金融支援機構等，人們開始把企業孵化和城市創新系統聯絡起來。
觀念上的變化徹底改變了政府在企業孵化支援方面的基本戰略。政府開始從直接資助轉向資訊和網路的支援。後來政府在孵化器中的主要職能開始轉化為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