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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高新區代表的中關村建區已經超過20年。對於中關村的探索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一派以寫作《中關村的新革命》的新華社記者凌志軍為代表，認為中關村的探索是成功的，而且這個成功還將繼續下去；另一派則以網際網路觀察家方興東為代表，他也寫了一本書叫《中關村失落》，觀點非常鮮明：如果把矽谷比作一個不斷冒出創新思想的活火山的話，那麼中關村只不過是一個一次性的矽谷。早年的中關村雖然混亂不堪，但是充滿活力，是創新的搖籃。如今，“作為追求規模經濟的城區，中關村將繼續高歌猛進，但是作為新技術棲息地的科技園區，中關村已行將成為歷史”。
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凌志軍還是方興東，雖然他們最後的判斷截然不同，但是出發點竟然是一致的。凌志軍在清華創業園中看到中小企業創業的火熱場面，從中看到中關村未來的希望，而方興東則認為伴隨著中關村的樓越來越高，路越來越寬，留給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中關村已經背離了矽谷精神，而逐漸走上了波士頓128號公路的發展模式。
在他們看來，中關村的生死存亡，或者在更廣的意義上說，高新區的生死存亡，其實根本的評判標準只有一個：適不適合創新型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因為從矽谷乃至世界各國的經驗來看，中小企業的驅動是創新的源泉。為中小企業提供完備的孵化環境，提供適宜創新和創業的生存氛圍，被視為矽谷成功的最關鍵因素。
對於一個國家的創新戰略來說，高新區的發展至關重要，而對於高新區的發展來說，打造適宜創新與創業的孵化氛圍則是比硬體建設重要得多的事情。在我們為成都教育科技園設計企業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持續地打造適宜創新和創業的孵化氛圍成為我們思考的核心問題。
中關村是中國高新區的一面旗幟，無論是探討中國高新區模式的成功還是失誤，中關村都提供了一個不可多得的樣板。
1980年，中國著名核物理學家陳春先到美國考察，他參觀了矽谷，像許多去參觀的人一樣，他被深深地震撼了。這種震撼持續的時間是如此之長，以至於改變了他的人生道路。回國之後他提出在中關村打造“中國矽谷”的設想，並率先下海。20多年後，中關村氣候漸成，但是作為先驅者的陳春先卻始終沒有熟悉商海的水性，黯然退場。
中關村已死？（2）
應該說陳春先是非常敏銳的，他在矽谷看到了建設高科技產業園區對於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拉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但陳春先同時也是知識分子的典型，他用自身不無悲劇性的經歷證明了從實驗室到市場是一段多麼艱辛而漫長的路程。科技成果只有到市場上才能真正轉化為生產力，有創新實屬不易，然而能夠把創新轉化為產品的市場生存能力則更難得。
這個問題並非中國的科技人員所獨有，科技新創企業成活率低也是全世界的高新區要面對的難題。事實上，正是因為矽谷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它才成為今天的矽谷。
人們經常比較波士頓128號公路和矽谷，前者無論是在基礎條件還是在人力資源儲備上都不比後者差，但是無論是創新公司的數量還是規模都無法和矽谷相比。在探討矽谷模式的經典之作《矽谷優勢》中，一位從波士頓128號公路地區遷往矽谷的創業者傑弗裡·卡爾布（Jeffrey Kalb）這樣說道：“128公路地區和矽谷的產業結構存在著根本性差別。128公路地區由大公司組成，他們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不僅僅是些小事，還包括主機板、晶片、顯示器和磁碟驅動器等所有的一切。小公司在那種環境下很難生存，因為他們不容易拿到這些元件。這不僅僅是一件事情，而是一種能量，一種能獲取一切的能量……但是在矽谷的基礎設施中，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因此，我說它不僅僅是一件事情，它是勞力、物力、原材料，更是時間。當你處於起步階段時，時間就是一切。作為初創企業，入市時機是僅次於現金的重要因素。如果這些資源觸手可及，你就比較容易做出決策。……這就是你作為初創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一種迅速決斷、迅速行動、迅速變化的文化氛圍。……你只有親自在這兒工作過，才能真正意識到矽谷的基礎設施建設有多麼與眾不同。”
在比較了諸多指標和案例之後，《矽谷優勢》總結道：“矽谷持續的優勢來自多種因素，而遠不是任何個人或單個公司。更確切地說，矽谷的優勢來自其整體環境——創新與創業精神的棲息地。這個棲息地隨時間自我發展，隨著一代又一代新興企業與新技術的成長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