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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記》中記載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負我!”,其實有個很重大的隱患在,那就是當時沒可能有人聽到。如果曹操真是殺紅了眼見人就殺,那麼附近怎麼可能有幸存者活下來?如果沒有人聽到,顯然這段記載就沒有說服力,就有造假的嫌疑。羅貫中肯定也發現了這個漏洞,因此特意安排了陳宮這個對曹操有恩,又足智多謀的人物出場,因為當時也只有他才有條件活著從曹操手下逃出生天,把“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傳播出來。其次角色身份變了,如王沈《魏書》所言,呂伯奢是曹操的故人,也就是朋友,而不是長輩。可到了《三國演義》中,伯奢卻變成了曹操父親曹嵩的結義兄弟,也就是曹操的叔叔,在一向注重輩分倫理的中國,殺叔的罪名明顯要高於殺友的罪名,結果曹操由單純的殺人犯罪,一下子升級到忤逆弒親的倫理重罪,品格之敗壞一時間無以復加。但也正是經過作者的一番整理後,歷史上本來曖昧不清的情節開始變得合情合理了:先是曹操逃難,而後曹操被叔叔呂伯奢款待,再來呂伯奢準備殺豬沽酒款待曹操,但是曹操卻出於“奸雄”的本能——多疑,而殺了呂伯奢全家,而後更說出“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的內心獨白,嚇得聽到的陳宮偷偷逃走。此時曹操的“奸雄本色”一下子就被體現出來,又與前文的“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遙相呼應,令讀者更加確信曹操是“嗜血奸雄”無疑。
就有限的歷史資料所見,曹操並不仁慈,比如他曾經屠過徐州,而且殺得“睢水為之不流”。但在過去的戰亂年代,屠城幾乎是所有軍閥共有的殘酷,乃至盛唐時李白還有“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詩句流傳至今,更何況是開萬世未有之亂局的三國時代。曹操也絕沒《三國演義》中描繪得那麼慘忍。
正是小說中被擴大化或虛構的諸如曹操夢中殺侍衛、殺運糧官王垕、殺伏皇后、殺彌衡、殺孔融、殺楊修、殺劉馥、殺華佗等種種“殺業”,殺出了一個殘暴的惡魔,殺出了“奸”的化身——曹操。
對於劉備而言,又是否真的如《三國演義》中那麼盡善盡美呢?就《三國志。先主傳》來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可見劉備還是有一定家底的,並沒到《三國演義》中“家貧,販屨織蓆為業”的地步。但如果照《三國志》硬搬,《三國演義》中的劉備甚至會給人一種紈絝子弟的印象,所以演義作者對此進行了更改,著重描寫了劉備“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 而其餘只有“不甚好讀書”這種帶有如劉邦、項羽般平民英雄形象的史料記載被保留下來,令劉備與中下層勞動者更近了一步,更加體現了劉備的“性寬和”以及“親民眾”形象。
又如《三國演義》中大眾耳熟能詳的“張翼德怒鞭督郵”一回,在《三國志》中的人物原型卻是劉備。根據《三國志。先主傳》記載“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系其頸著馬枊” 簡單點說,就是劉備出任安喜尉後想拜見上司督郵,督郵不見,他一時氣憤便痛打督郵一頓揚長而去。以現代人觀點來看,這種行為輕者說是年輕人的意氣用事;說嚴重點,這是劉備目無法紀的嚴重瀆職犯罪。而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則把鞭打督郵的醜事一股腦都推到了張飛身上,以渲染這位作者所送給張飛的粗暴性格。更繼而將筆墨著重於督郵索要財物,劉備“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財物與他?”的堅持以及“據汝害民,本當殺卻;今姑饒汝命。吾繳還印綬,從此去矣”的離職原因。在羅貫中筆下,劉備儼然是為民請命的一代青天,不但鞭打督郵理直氣壯,甚至棄官也棄的義正言辭,更兼之處事從容,有理有節。寥寥數筆,便化腐朽為神奇,把劉備的一段不甚光彩往事,勾勒成了劉備人生中亮點之一。“好官”+“好人”的形象頓時生根於讀者的腦海深處。
再讀《三國志》更會發現,劉備勢力初期並沒有牢固的根據地,基本上都是依附他人進行流動作戰,其先後追隨過劉虞、公孫瓚、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數股割據勢力,但卻沒有一個跟得長久,能夠全始全終的,甚至於他每換一個上司便有一個上司要倒黴運。以至於《魏書》中記載呂布手下反對收留劉備的原因都是“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如果按照《三國演義》中說呂布是“三姓家奴”的標準來評判,劉備的雅號便實在令人叫不出口了。而將此至於《三國演義》中,劉備的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