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以後有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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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無常卻變成了為“復興漢室”而不辭辛苦的奔波，變成了“漢賊不兩立”的誓言。乃至於後來劉備借荊州，取巴蜀，連龐統都說“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　的行為，也被刻畫成了或自願或不自願的出於正義本質下的無奈之舉。

劉備並不是一個道德上的完人，但由於《三國演義》“忠奸分明”的需要，他就這樣被塑造成了一個在道德上近乎完人的“仁君”化身。也正是因為有了“仁君”劉備與“奸雄”曹操間的正邪對決，才有了三國紛爭故事的精彩絕倫。

由此而談，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那就是《三國演義》的主要人物描寫中，確如魯迅所言“忠必全忠，奸必全奸”。“忠”的，缺點也要美化為優點。“奸”的，缺點要擴大到無以復加。這看似不近人情的藝術刻畫，卻體現和滿足了普通中國民眾對純粹善惡忠奸的強烈要求，也因此才有了《三國演義》經久不衰的藝術生命力。

與曹操與劉備的“奸雄”與“仁君”的君主形象相類似，三國演義中還有一組“忠奸”的謀臣形象鮮明對比，那就是諸葛亮與司馬懿。

二、亂臣與忠臣——司馬懿與諸葛亮

如果說劉備與曹操的人物形象是藉由“奸雄”與“仁君”間的“忠奸”衝突而得以體現的，那麼司馬懿與諸葛亮的忠奸衝突就在於“亂臣”與“忠臣”的衝突。

諸葛亮在中國是一位婦孺皆知的著名歷史人物，他是草船上羽扇綸巾的軍師、他是六出祁山壯志不已的將軍、他是成都城內鞠躬盡瘁的丞相，他是中國人心目中智慧與忠貞的化身。清人紀昀曾用他響亮的名字出了一副上聯：“明月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亮”，幾百年來一直無人能對，成為流傳至今的“絕對”。其實，真正千古“絕對”，杜甫筆下“如公全盛德，應嘆古今無”的恰恰是諸葛先生本人。

至於司馬懿，在京劇舞臺上是與孫權、曹操近似已極的“大白臉”；在軍事上是個畏蜀如虎，能被“死諸葛”嚇走的“無能”將領。在政治上他是曾受曹丕及曹睿託孤，卻教唆子孫叛亂，陰謀篡奪曹魏江山的大陰謀家，是“亂臣”。他的子孫吞併曹魏，*舊主，是“賊子”。司馬懿身為開中華百載積弱之先的晉朝宣帝，無論如何難逃“亂臣賊子”的干係。雖然他的子孫偏安東南不似曹家速亡（也有　“牛繼馬後”　一說，此處不考），但在三國演義中他卻絕對是僅次於曹操的反面人物典型。

《三國演義》中司馬懿第一次正式登場，就是作為諸葛亮攻伐曹魏的第一對手出現的。而最後諸葛亮“秋風五丈原”，實際上也是死於跟司馬懿的對抗當中的。做為一直和正人君子諸葛亮對抗的“小人”，他伴隨了諸葛亮最後人生的始終，更理所應當的由於其“反正義行為”而為後人所不齒。但正是這樣一個剋死君子諸葛亮的小人司馬懿，卻最終成就了他與諸葛亮兩個三國演義中的明星人物。

其中原委可以從羅貫中對此人物的劇情安排及語言刻畫上瞧出端倪。

首先，對於司馬懿這麼一個對手，歷史上的諸葛亮，恐怕恨他還尚恐不及。而演義中的諸葛亮，卻不這樣看待他，某種意義上講諸葛亮還很欣賞司馬懿，甚至可以說對他另眼看待。《三國演義》中，在司馬懿還沒有真正出場，沒有大顯身手的時候，諸葛亮就對他的特點了如指掌。演義中諸葛亮曾說：“司馬懿深有謀略，今督雍、涼兵馬，倘訓練成時，必為蜀中之大患”　。曹操評價劉備是英雄，是慧眼識英雄；諸葛亮評價從未交手的司馬懿深有謀略，也是慧眼識英雄。在司馬懿還沒有建立赫赫軍功的時候，諸葛亮就稱他是“深有謀略”是“蜀中之大患”這種眼光是很獨特的，是極有先見性的。而羅貫中利用諸葛亮的先知先覺，也從另一個側面刻畫了諸葛亮的聰明睿智。

而且，演義中的諸葛亮甚至對司馬懿還懷有一種恐懼感，一種內在的恐懼感。羅貫中的筆下，他更坦白地說：“吾豈懼曹睿耶？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　演義中的諸葛亮一生不怕曹操，他放火燒了赤壁，奇計奪過漢中。一生不怕孫權，他氣死了周瑜，八陣圖嚇跑了陸遜。他更加不怕其他什麼文人，他舌戰過群儒，甚至罵死過王朗，演義裡的這些人全都不配放在他的眼裡。但此處，羅貫中卻讓他說出平生所害怕的唯獨是司馬懿。顯然羅貫中要將司馬懿塑造成了諸葛亮的真正對手。

羅貫中為什麼這麼做呢？為什麼不將歷史上真正打退過諸葛亮的曹真、張合等人作為反面典型樹立，而如此著重於刻畫司馬懿呢？

就歷史事實來說，諸葛亮誠然不是第一流的軍事人才，陳壽甚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