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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死之內或死之外的啟迪。
書的前言中，譯者將人類談論死亡和談論性相比，並得出兩者一致的結論。其實不然，“食色性也”並不是“死色性也”。人在談論性時往往嘴上禁忌心裡嚮往，而從來不見有人嚮往地談論死。西方文人歷來比較開放——其實不是開放只是正常罷了——兩樣都不諱忌。所以小冊子裡盡是些什麼“約翰”、什麼“斯”，中國的只見到一個沈從文，外加一個“譯”字，使人難辨究竟是沈從文譯別人還是別人譯沈從文。總的感覺，中國文人太可憐。其實，我覺得如此浩大的中國不會缺少論死的東西，除了恩萊特對中國文學、哲學總體的不瞭解外，還包括中國文人向來覺得“死”這東西不登大雅之堂，偶爾寫一些也彷彿少女的日記，只待夜深人靜時自己品讀，並“有理，有理”地叫。
我看到的一些中國論死的東西只有祭文。沈君烈的《祭震女文》，感人至深，但贅筆過多，像什麼“她的母親薄氏，又催促我寫一篇祭文”之類，彷彿在炫耀死者之母向他約稿。歸有光的祭文好多了，但看來看去終究像在看小說。不過比起中國文學史上的“四大祭文”來簡約多了，因為那些祭文像大說，只是多加了幾個“籲”、“嗚呼痛哉”的感嘆和“誰知鬼神，虐我太酷”的感嘆，好在那時西洋文化傳通受阻，要不則成“虐我太cool”，真是“嗚呼”幾下了。
再逐條讀這本書，發現更有精彩的。首先，要知道人們津津樂道的“死神”是個什麼東西。在英文中，死神和上帝同享英文“he”，說明都是男性。在《死亡心理學》裡有一段話：“死神十分尖刻，幾乎不可能有人比其更精明，儘管你寧願避開，可其身上有種東西迫使你逼近，你喜歡，但你又害怕。”讀過以後，我大為吃驚，以為死神就是一些上海女人。但一本名氣更大的霍班的《克萊因蔡特》使我確信死神是個男人——“死神坐在床下，一邊剔手指，一邊自言自語，並說‘我從沒有這麼剔淨過手指，這真是個骯髒的差事……’”這說明死神的骯髒比起許多男人來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男人再髒也是在床上剔指甲的，而死神在床下。
知道了死神，還要了解地獄。雪萊曾把地獄描繪成是倫敦，“人們紛紛墮落”，髒亂狹小不堪。而雪萊顯然悲觀了，相反地，英國頹廢主義代表勞倫斯在這方面顯得並不頹廢，在《伊特拉斯坎人的住所》裡說“死人的住所特別大特別美”，這又讓人難以決定死人到底呆在什麼樣的地方。在西方哲人的眼裡，墳墓卻總是個好地方，好像墳墓就是家，所以不知西方哲人的內人會不會“愛上一個不回墳墓的人”。
想想，科技發展飛速，公元前2000年人類的美好設想在公元2000年前肯定都已經實現了——不，只有一條，在《基爾加姆史詩》裡，烏特拿比希蒂姆說：“沒有永恆的事物，我們能否建一幢永不傾圮的房屋？”我很遺憾要告訴烏氏，不能，不僅不能而且現在我們的房屋還沒你們的牢固，別說什麼經受地震了，甚至在不地震時都能莫名其妙地塌了。
盧梭在《新愛洛綺絲》中說：“誰要是目標面對死亡無所畏懼，他便是撒謊。”完了，這年頭撒謊的人太多了，許多人都說“我不怕死”，也許死來臨時，就“怕死我了”。
埃斯庫羅斯在《尼俄伯》中說：“惟獨死神不喜歡禮品，無論奠酒還是獻祭都毫無助益，他沒有祭壇，也聽不見頌歌。”我納悶為什麼現在有些當官的沒當死神的好，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悲劇大師埃氏沒寫清楚，萬一死神喜歡女人，那真是個大悲劇了。
Z。赫爾伯特在《卡吉達先生思索地獄》中說：“地獄最底的一層，與流行的說法相反，這裡既未住著暴君，也沒有弒母者，甚至也不是那些追求別人身體的人居住的。它是藝術家的避難所。”其實，許多藝術家的確很配住進“流行說法”中的最後一層，就衝著最後一條。同文中：“撒旦也資助藝術，他為藝術家提供安寧的環境、美味佳餚和與地獄完全隔絕的生活。”如果我是個真正的藝術家，就下地獄去找撒旦。
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說：“我就這樣在一吻中死去。”這個意境很符合麥柯爾·開寧的劇本《死吻》。最近在一本地攤雜誌上讀到一篇題為《新婚夜，新郎吻死新娘》的奇文，看來這年頭接吻還需要理性，狂吻之餘還不要忘了兩個鼻孔也能進氣，不要閒置不用，辜負了上帝的精心設計。
阿爾維萊茲在《野性的上帝》裡寫倫敦警署能鑑別投河自殺的人是死於負債還是殉情，因為殉情者會為解救自己而死死抓住橋墩，手指破裂不堪。相反，負債者像塊水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