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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創作的規律,還必須探討藝術的表現——性情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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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性情之數(1)
一
前已指出,劉勰在論述文學創作時的生理和心理狀態時,曾在《養氣》篇提出了“性情之數”的問題。《養氣》篇說:
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
很顯然,所謂“性情之數”,作為創作規律,包括了兩個方面的內容,即“率志”與“委和”。關於“率志委和”,王元化先生曾有很好的解釋。他認為,所謂“率志委和”,牽涉到“創作的直接性”,“是指文學創作過程中的一種從容不迫直接抒寫的自然態度。率,遵也,循也。委,附屬也。‘率志委和’就是循心之所至,任氣之和暢的意思”①。根據這個解釋,我認為所謂“率志委和”的“性情之數”,也就是“自然之道”在創作活動中的具體體現。正因為文學創作的根本規律,是“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自然之道”,所以,作家在進行創作時,才應該保持“一種從容不迫直接抒寫的自然態度”,“循心之所至,任氣之和暢”。也就是說,“委和”本之於“率志”,“率志”本之於“自然”,作家“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養氣》),保持心氣平和,從容優柔的心理狀態,其根本原因,還在於文學是一種“情文”,即人的性情的自然流露。
關於這一點,《養氣》篇曾透過對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比較,論述得十分明確。劉勰指出:
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
清人紀昀評論劉勰這段話曰:“學宜苦,而行文須樂”①,應該說是符合劉勰原意的,所以王元化先生認為紀昀這句評語“可謂篤論”②。但是,為什麼“學宜苦,而行文須樂”?紀昀卻未能深究。其實劉勰自己已有回答,即苦樂之別本之於勞逸之別。學業辛勞,故苦;行文閒逸,故樂。那麼,為什麼學業辛勞而行文閒逸呢?因為學術研究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積累、鑽研的過程,它必須透過勤奮的學習、思索、記憶、探索,才能把所謂“學問”轉化為某種心理材料,形成自己的智慧和知識結構;而文學創作則是在創作衝動的驅使下,趁情而作,直抒胸臆,毋庸苦思冥想,勞心竭情。換言之,在劉勰看來,文學創作是“率志”,即一任情性之自然流露,毫不勉強,所以輕鬆自如,從容愉快。這就叫“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養氣》)。也就是說,學術研究是把別人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把外在的東西變為內在的東西,即所謂“積學以儲寶”,因此“勞”,因此“苦”;而文學創作則是一種“自我表現”,是把自己的內心世界自然地抒寫出來,因此“逸”,因此“樂”。不過劉勰認為,只有那種真正遵循著“率志委和”的“性情之數”創作規律的文學創作,才是“逸”和“樂”的。在《養氣》篇中,緊接“此性情之數也”之後,劉勰指出:
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胸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採,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逞也。。 最好的txt下載網
第五章 性情之數(2)
在這裡,劉勰透過對春秋以前的文學與戰國以後的文學的比較,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思想:文學創作應該“適分胸臆”,而決不能“牽課才外”。所謂“適分胸臆”,也就是要根據自己的個性、氣質、才華、能力來進行創作,而不要去做與自己“才性”不相符合的事情。很顯然,這是更為寬泛意義上的“率志”,即不但是“率情”(表現情感),而且是“任性”(表現個性),總而言之,仍是強調以“情性”的自然流露為文學創作的“性情之數”。明確了這一點,則所謂“率志委和”,也就不簡單地只是創作過程中一種心氣平和、優柔從容的心理狀態問題,而實質上是揭示了文學創作的藝術表現規律。它強調文學創作是一種始終伴隨著愉快情緒的特殊的精神勞動;之所以愉快,是因為其過程之中,作家的心理狀態始終“虛靜”而“委和”,從容自如,優柔閒逸,並不感到勞心竭力,全然沒有心理上的沉重負擔;而文學創作之所以優柔從容,則又是因為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