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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追,筆固知止”(《神思》),這和後來鍾嶸在《詩品序》中所說“言有盡而意無窮,興也”的思想是正相一致的,即都是強調“意象”背後情感的不可言說性。唯其不可言說,才“筆固知止”;唯其“筆固知止”,才意味無窮。因此,在意象的創造過程中,一方面應“擬容取心”,另一方面又應“明象隱意”。劉勰論“興體”,謂“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比興》);論“隱體”,謂“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採潛發”(《隱秀》),道理也就在於此。
第四章 神思之理(11)
劉勰認為,不但“思表纖旨,文外曲致”是“言所不追”,而且即便是形象的塑造,也有一個“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神思》)的問題。所謂“意翻空而易奇”,是指藝術想象的自由性。想象作為一種心理活動,不受物質條件的侷限,故爾“翻空易奇”;但要把想象中觀念地創造的意象物態化為藝術形象,卻不能不受到物質手段的制約,此之謂“言徵實而難巧”。所以劉勰指出,在文學創作活動中,常有這樣一種情況:“方其搦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神思》)。很顯然,劉勰已經認識到,所謂藝術創作,作為一個過程,包含著兩個階段:想象與製作。想象是一個純心理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意象僅僅觀念地存在於作家的頭腦中,其時“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並驅矣”(《神思》),作家的心靈處於極度自由狀態之中。製作則是主觀訴諸客觀、精神轉化為物質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意象將用語言這種物質手段加以凝固,其時“密則無際,疏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山河”(《神思》),作家不能不受到駕馭語言的能力的侷限。可以說,劉勰對藝術創作過程的分析,已經達到了相當深入、精細的程度。
六
綜上所述,我們似乎可以這樣總結:在劉勰看來,所謂文學創作,是一個運用“神思”(即藝術想象或形象思維)將審美感受轉化為審美意象的創造性活動過程。首先是“人稟七情”,即人天賦地具有一種情感感受能力。這種天賦的情感感受能力在外界客觀事物的刺激下會產生“人誰獲安”的強烈的情感衝動,謂之“應物斯感”。這種“應物斯感”的情感衝動,是人皆有之的普遍心理現象,藝術家的特質,則在於把這種情感衝動運用語言媒介表現、傳達出去,謂之“感物吟志”。當藝術家處於“應物斯感”的情感衝動之中時,他的心理狀態是激動的,即所謂“物色之動,心亦搖焉”;然而當他進行藝術創作時,卻必須“清和其心,調暢其氣”,保持一種“虛靜”的心理狀態,這叫做“四序紛回,而入興貴閒”。劉勰認為,只有內心“虛靜”,才能展開“神思”。正因為情感萌動而心靈虛靜,所以才“神思方運,萬塗競萌”,心馳神往,意象叢生,這就叫做“神用象通,情變所孕”,即因為情感的衝動而在虛靜的心態下運用神思構造意象。“意象”是表象材料與情感意緒的有機結合。這種結合開始於審美觀照活動之中。在審美觀照活動中,一方面,“情以物興”,即天賦情感感受能力因外物的刺激而“應物斯感”;另一方面,“物以情觀”,即藝術家以先於感受的心理格局和心理定勢去觀照外物,從而使之與內心情感發生“同構效應”,才可能“應物斯感”。正因為在劉勰看來,審美觀照不是一個被動的刺激…反應過程,而是一個主客默契、心物交融、物我同一的“契合”過程,所以“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情往似贈,興來如答”。這裡的“興”,即“興象”,亦即“意象”。一方面“神居胸臆”而“情往似贈”,另一方面“物沿耳目”而“興來如答”,因此,意象(興)作為反饋回來的產物,已是“情”與“物”自然契合的綜合體。這樣,當藝術家運用語言媒介將意象製作於文學作品之中時,便必須遵循“物以貌求,心以理應”的“擬容取心”原則,“既隨物以宛轉”,“亦與心而徘徊”。最後,由於文學是一種“辭章”,所以在文學創作中還必須駕馭語言,“刻鏤聲律”,用精美的語言塑造意象,傳達情感。總之,劉勰認為,只要掌握住上述四個環節,即情感衝動(情變所孕)、形象思維(神用象通)、意象塑造(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和語言運用(刻鏤聲律,萌芽比興)這四個環節,便能“結慮司契”而“垂帷制勝”,取得文學創作的成功。
很顯然,在上述四個環節中,最根本的還是情感衝動。因為“神用象通”畢竟是“情變所孕”,“感物吟志”畢竟因為“應物斯感”。所以,要想真正掌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