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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對你拍的電影有沒有進行過交流？
賈樟柯：很少，我父親一般迴避這個話題。《站臺》拍完之後，在片頭上我就寫了“獻給我的父親”，我也把DVD拿給他看了，但是看完之後他並沒有發言，也沒有做評論。
王樽：你會不會覺得他不太喜歡。
賈樟柯：我倒不覺得他不太喜歡，我相信他的心裡和我的內心有一個共鳴。比方我跟我父親說我要拍《刺青時代》，根據蘇童小說改編，講1975年流氓的故事。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後，我父親突然跟我講，說“文革”前抓“右派”的時候，他們學校是怎麼抓的：學校有個操場，操場裡面有個主席臺，所有的教師站在主席臺上，大家互相推，誰被推下去誰就是“右派”。這就完全變成了體力競技，像遊戲一樣，非常殘酷。我覺得我父親跟我聊到這些細節的時候是恐慌的，因為我父親很小的時候就參加了工作。他當時特別瘦小，力氣也沒有別人大，人家都是二十七八、三十五六歲的壯年，他很有可能被推下去，一旦被推下去，命運就完全不一樣了。
他講了之後我就更增加了決心，我覺得應該把這部電影拍出來。因為這些東西隨著當事人逐漸淡出，如果不能拍出來，一些最直接的感覺和記憶便沒有了。你提供一些數字說“文革”有多少人受害、二戰有多少人受害、“9·11”有多少人受害、伊拉克戰爭又有多少人受害，這個數字對我們而言已經非常麻木了，人已經對這些數字麻木了，沒有了實感。但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從他個人的角度非常準確的回憶刻骨銘心的記憶的時候，人們才能進入災難本身，就是說體諒他、感同身受這個災難是什麼樣子。
王樽：田壯壯在《藍風箏》裡，也講到確認“右派”的荒謬，說一個人上廁所去了，大家都僵持不下，不知道決定讓誰當“右派”，等到上廁所的人回來以後，他已經成了“右派”。這個細節也是真事。
賈樟柯：可是，後來的人越來越覺得它像天方夜譚。我父親講到的從臺上往下推人的細節，既非常的荒謬，同時又殘酷、不負責任。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賈樟柯 王樽：電影改變人生（7）
王樽：這個細節你會放到自己電影裡面嗎？
賈樟柯：可能會放到《刺青時代》裡。
王樽：你父親有沒有被打成“右派”？
賈樟柯：沒有，但非常危險，他當時跟我一樣，很瘦小，很容易被推下去。雖然沒有被打成“右派”，但你可以想象，一個縣城裡卑微的教師，在那動盪年代如履薄冰的生活。
與新現實主義的結緣
王樽：在你放棄學美術準備考電影學院的時候，國內關於電影方面的圖書少得可憐。
賈樟柯：是啊。為了對付電影知識的考試，我騎腳踏車走遍了所有太原的書店圖書室，最後買了一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美學概論》，裡面大概有十幾頁是關於電影的知識，然後又買到了一本《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就是靠這兩本書進行的第一次考試。
對盜版DVD我有一個比較寬容的看法，因為我知道除了所謂專業人士之外，那些電影資源是被遮蔽的。不要說去看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即使去看一些比較通俗的《教父》、《現代啟示錄》，如果你不是所謂專業人士或有些特權的人根本辦不到。所以，我覺得電影資源的開放對中國人的改變還是非常大的。
王樽：應該說，《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是你買的第一本電影書，似乎是某種機緣巧合，使你與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電影有了最初的聯絡。
賈樟柯：對電影和生活，我始終呈現的都是一種盲打誤撞的局面。
王樽：《義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劇本選》裡收錄了《偷腳踏車的人》，我看你自己在一些講演裡面把它列為你最喜歡的電影之一。
賈樟柯：我覺得，關於《偷腳踏車的人》，我們存在著很大的誤讀。
通常，我們都把《偷腳踏車的人》作為一個左翼作品看待，關注底層人民、關注社會現實、對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批判，作為這樣一種理解來建立了第一印象。其實我覺得這是對整個新現實主義電影的巨大誤解，或者說是一葉障目，因為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在整個電影美學改變上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覺得它首先是把電影從攝影棚裡解放出來，進入到了一個真實的空間裡面進行拍攝，它是對電影媒介材料認識的一個很大進步。其實也是復原到電影本體的角度來觀察電影。
在《偷腳踏車的人》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