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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放映中心，我聽到各大影院的老總們在討論，他們普遍覺得這是一部有誠意有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電影，同時又為它的發行擔憂：光是名字就限制了觀眾的理解和傳誦。當天觀片，我因臨時有采訪任務而離開。原以為很快能完整看到它，結果陰錯陽差，再見竟隔了四年。
2006年1月，我在嘉禾深圳影城看了《我們倆》，這部只有二百萬投資的小製作給我帶來意外驚喜。一個破舊的北京四合院，一老一少兩個人，一年四季的更替，孤僻而倔強的老太太與女大學生房客，從相互牴觸到變得親近友善，以及老太太的去世和少女的追懷等等。很普通的故事，卻有著極大的情感輻射，其中的孤寂、無奈、感傷、關愛，悲天憫人，於人物微妙的情緒變化中彌散開來，點點滴滴，沁人心脾。它沒有國產影片常見的浮躁、淺露、虛矯和廉價的煽情。而是沉靜清新、含蓄從容。毫不誇張地說，這是我見到的最乾淨、樸素和真摯的國產電影，不見任何加法，處處是節制和簡約。
2006年3月5日，馬儷文到深圳參加深圳報業集團組織的放映會，我第一次見到她，被記者包圍著，渾身黑的裝束——寬大的外套、大旅行包、梳向腦後的“馬尾巴”，只有面色素白，額頭寬而高。神態肅靜，目光審慎，風塵僕僕。不知為何，她的樣子讓我想到屠格涅夫的《門檻》——那宮殿門前的朝聖女子。雖然周圍簇擁著人，她卻像獨自而立。表情平和得近乎漠然，回答問題也像她的電影對白一樣少而短。當天的放映會上，我重看了《我們倆》，並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人去了》，這部處女作顯示了她的出手不凡，也多少暴露了技法的青澀和用力過猛。放映會後的現場交流中，許多觀眾說到影片淚水漣漣，有位少女竟泣不成聲。馬儷文卻顯得十分冷靜，宛如不相干的旁觀者，言簡意賅，不動聲色。
對於誇獎和恭維，馬儷文似乎始終有著某種警覺。第一次與她同桌用餐，我稱“《我們倆》是幾近完美的電影”，她半是狐疑半是玩笑道：“捧殺！”有一天，我從雜誌上看到某位大導演對她影片的稱讚，就轉述給她，她聽後反問：“你覺得這重要嗎？！”約她做一次深入訪談，她淡淡回答：“再聯絡吧。”我把初步擬就的問題發到她的電子郵箱，過了差不多十天，她才透過手機發回一個簡訊，說她還不知怎麼回答。
2006年4月，我在北京採訪，與馬儷文相約了幾次後，才於28日黃昏相會在積水潭公園附近的一家酒吧。酒吧在一座橋邊，臨窗有一片湖水，岸邊是初萌的新柳。店內幾乎沒有客人，落地玻璃窗有夕陽透過。身著紅外套的馬儷文走進來時，房間頓時被照耀得很鮮亮。我們一直談到天黑。
回到深圳後，我希望看到她過去的照片和那時寫過的一些文字，她用電子郵件發過來幾張。從那些早年的留影和泛黃的報刊上，我看到了學生時期的馬儷文——清秀，清純，還有些羞澀。而她在二十歲左右寫下的小散文，依稀可以窺見她電影裡的某些蛛絲馬跡。
馬儷文 王樽：樸素的構成（2）
比如，她在一篇名為《無言的回報》中，記述了“一件小事”，說某年春節前夕，她在喧鬧擁擠的市場買年貨，“看見對街一位黑衣老大娘的雪糕車前，掛著幾個鮮豔奪目的三角布兜”，就與那老大娘討價還價，文中寫道：
我看她擺擺手，又用手拉下口罩，似乎要解釋什麼。這時，我發現她那雙灰黑、乾枯、瘦小的手乾裂開了無數血口子，那雙刻滿年輪的眼睛，無奈地對我搖搖頭，似乎在說：“你買不買無所謂，價不會再低了。”然後，我就聽見一陣咳嗽聲，一陣寒風吹來，我有些瑟瑟發抖。
從這篇小文章裡，我看到她初露端倪的細膩觀察，她對人從彼此牴觸到彼此理解的關注，甚至可以隱約看到她對老太太的特別關愛。十多年後，她拍出了兩部以老太太為主角的電影，並使兩位默默無聞的老演員聲名大噪。
二十二歲時，馬儷文寫過一篇被她老師推崇的小文章《腳踏車》。
同學們都有腳踏車，大多是買折舊的，怕丟。在我沒有學會騎車時，也買了一輛，它漂亮極了，放在學校院中，耀眼奪目，令人愛不釋手。
首先，我給它裝上一個黑色車筐，又加了一把結實的鎖，車鑰匙上掛著一隻粉色小絨狗，還做了一個麻格布車座套，並找了一塊毛巾放在車座下，以便經常擦洗。為了它，我又買了充氣筒，省得要跑老遠的路去打氣，一切準備完畢。傍晚，我在校園裡開始練車技，我沒有去練“溜”，而是直接坐在車上面左腳著地，右腳往前一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