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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信鄭玄的還是信范曄、朱熹他們的呢？這很難說清楚。不過，是誰作的我們暫時可以撇開，不管是子夏還是衛宏，都說明一點，那就是從漢朝開始，《毛詩序》就已存在，並且宋代都接受了《毛詩序》的觀點。
關雎：會錯了意的千古絕唱（2）
費了這麼多筆墨講《毛詩序》，似乎無關宏旨，其實大有必要。因為，一篇大序不僅告訴我們古人是怎麼理解《關雎》一詩的，更重要的還告訴了我們一部《詩經》的性質和主旨。
這篇大序，先解釋了《關雎》。它說：“《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毛詩解為后妃為文王尋佳偶；朱熹解為文王尋后妃。不管哪種解釋，一個共同點都在於說明文王之行風化，自後妃之美德始。“風”就是風化、教化之意。
值得指出的是，到了後來，關於“風“的解釋就開始發生質變。變化之一就是朱熹提出的“風”是民歌說；變化之二就是“詩緣情”說的文學觀念突起；變化之三就是後世的革命家對勞動大眾的情感遷移。風，也就成了風俗。
朱熹提出民歌說，要否定《詩經》作為聖賢經傳的傳統觀點，一個可能是為他的“四書”張目，另一個可能就是為他的天理掃清障礙，而否定聖賢經傳正是“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所樂於見到的成果。把“風”當作民歌，還有理論上的支援，那就是詩緣情的文學觀念取代“詩言志”。所謂“風化、教化”即主“言志”；所謂民歌，即主言情。這是二者的根本區別。因而，“風”為民歌說在20世紀得到了極大的張揚。這一變化，並不是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而自然而然的轉變，相反，這一轉變是隨著時代觀念的變化而變化的。如果是聖賢經傳，那麼它的作者顯然不屬於普通勞動人民；而既然定性為民歌，那麼它的版權無疑則要歸屬勞動人民了，而這恰恰是勞動人民的智慧與創造能力的有力佐證。這就是《詩經》性質問題的諦奧所在。人類業巳跨進21世紀的門檻，回過頭來審視這一戲劇性的變化，令人覺得特別有意思。
那麼，《關雎》到底是一首什麼樣的詩呢？
毫無疑問，這是一首披著情詩外衣的詩。人皆有愛，發乎為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只是人的一種本能。而人有立志，志立於心，心之所志，發言為詩。這便是《詩經》中詩與志、志與情的關係。毛詩大序也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關雎》所唱的“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儼然有那種“美人如花隔雲端”的朦朧之境。然而，《詩經》三百篇所歌之美人與淑女是有區別的。美人側重於她的外在描寫，而淑女則往往與君子對舉。其意十分明顯。
那麼，《關雎》所唱的僅僅是一種愛情嗎？僅僅是在呼喚自己心中的愛情嗎？顯然不是，相反，《關雎》抒發的主要是一種志，就是君子對淑女志在必得的感覺，擴而大之就是君侯對賢人的渴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首先指認一個物件，一個“淑”字，表明此女之品與德，值得君子嚮往；而全詩並沒有說淑女對君子有什麼感情，更談不上愛，全然是“單相思”。詩人也沒有告訴我們，君子最終得到淑女沒有。在沒有得到“淑女”前，君子“輾轉反側”。末二句，“琴瑟友之”、“鐘鼓樂之”，顯然是君子在輾轉反側的良好願望：我要是得與淑女匹配，一定要好好對他，這是君子在心裡的誓言。
孔子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這長期以來被視作為孔聖人賦予此詩一種道德規範。這也是錯讀聖意。倘若真的僅僅是什麼君子追求淑女的愛情讚歌，何以哀而不傷？其所以有哀，乃君子之志可哀也。君子之志為何？就在於對美好品德和教化天下的追求。
值得格外指出的就是，《詩經》時代的“君子”絕不是什麼女子對男子的通稱。什麼是君子呢？“君子”一詞常見於《尚書》，是對貴族的通稱。如“君子所，居無逸”、“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以“君子”稱貴族，是家族宗法主義的產物，因而，同樣被賦予了天命觀念。《詩經》中的“君子”顯然是與平頭百姓相對的，如“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是孔子心目中最理想的人格標準，和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