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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則在一旁搖旗助陣。漫畫上還寫了些字，大意是批評幼兒園就這樣玩鬧式地除四害。我發現老師看了這幅漫畫表情尷尬，我也感到很羞辱。同學中可能有家長在附近的黨校工作，他們說到黨校裡有人被貼了大字報，不是件好事。這更讓我不安。我覺得幼兒園發生的這件有損榮譽的事不能讓家裡的大人知道。
本來，我上幼兒園每天都有保姆送接，但大字報事件發生以後，放了學不等保姆來接，我就自己往家裡走去。在半路上碰到保姆，隨便找了個不等她來的藉口，就一起回家了。第二天，我堅持不讓她送我，她顯然覺得奇怪，但也拗不過我。但是躲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放學前她早早就來了，終於看到了令幼兒園蒙羞的漫畫。我告訴她回去不要告訴其他大人，她答應了。然而，幾天後祖母還是知道了，顯然，保姆還是把我的奇怪舉動彙報了。祖母和我說，貼一幅漫畫不要緊的。祖父聽後笑笑，說了句：“這個娃娃！”
消滅麻雀的活動後來停止了，麻雀被摘除了“四害”的帽子，而帽子則被轉戴到臭蟲身上。“除四害”已經成了一個不可變更的話語，成員少了一位一定要遞補一位才名實相符。聽大人們說，消滅麻雀是因為麻雀吃莊稼，但是麻雀也吃蟲子，麻雀被消滅以後，田裡的蟲子多了起來，同樣危害莊稼。兩害取其輕，麻雀於是獲救。
“除四害”運動開展以後，我和哥哥晚飯後隨祖父、祖母轉田壩多了一個工具：在竹竿上綁一塊竹筍殼，上面塗上桐油――這是用來粘蚊子的。這種做法至少在我們家居住的那一帶鄉間相當普遍，我們也是看到別人這樣做以後學來的。傍晚田野的上空，飛著一團一團的蚊蟲，像一小股一小股的黑煙，漂移不定。田壩裡的孩子們，看到這樣的黑煙，就舉著粘蚊子的工具迎上去，在黑煙中擺動，蚊子就被粘在塗有桐油的筍殼上。這是我們在那段時間中很愛乾的一件事情，和玩遊戲一樣。
1959年秋舉家移居到北京後，轉過年來的春天，學校就號召種蓖麻，說是國家發展工業很缺油。當時我就想起在成都“除四害”時在竹筍殼上抹桐油的做法。那時也許還不缺油？塗上那麼多的油粘幾個蚊子，在珍惜每一個蓖麻籽的年代看來，真是太浪費了。
在“除四害”運動中，我不記得祖父有過什麼特別的活動，但是祖母有過。在成都的時候，祖母不時參加婦女界的一些活動。聽父親講，在西康的時候，祖母是婦女會的成員，也常參加一些社會活動。我所記得的這次“除四害”活動，就是祖母隨一群婦女去的。她們到一個地方參觀（或者是所謂“視察”？）消滅蒼蠅、蚊子的方法，我也被帶去了。到那裡以後，看到一些人蹲在廁所外牆邊用小鏟子挖著什麼。過去細看，才知道是在挖蒼蠅蛹。挖出的蒼蠅蛹還真不少，堆成了一小堆。一頭大一頭小的蛹不時扭動著，吸引著孩子們的注意力。孩子大都不知髒，伸手伸腳總想摸走幾個去玩。這些舉動被大人嚴厲制止。
祖母和那些一同參觀的人加入到挖蛹的工作中，我也跟著參加了。她們乾的時間不長，用後來知道的詞彙來說，是“象徵性”的。
名譽社員（1）
1950年代的中後期，中國農村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的高潮。在我家居處附近農村也不例外。那裡成立的人民公社取名“永豐人民公社”。大概因為我家地處城鄉結合部，出門過了大學路就是公社的田地，祖父是一個知名人士，又經常去轉田壩，所以，公社成立的時候，將祖父邀為“名譽社員”。對這個“名譽社員”，公社還發了證書。我記得到北京以後，我還見過這個證書，但後來證書的下落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祖父那時早已經不在決策位置上，因此成立合作社也好，建人民公社也好，搞“大躍進”也好，不過是在他身邊湧動的社會潮流，與他並無直接關係。然而，後來我讀到祖父在搞西康建設時的一些講話，卻突然感到，對於中國共產黨搞合作社，甚至“大躍進”，祖父在心理上一定是理解甚至同情的。我這裡用的“同情”一詞，是在十八世紀的偉大學者亞當？斯密的著作《道德情操論》中論“同情”的意義上來使用的，即能夠設身處地地想象同樣的感受（包括激情），而不是在日常的意義上指對別人的悲傷表示同感。
我的這種感覺一定會使一些人感到奇怪。祖父曾是大有產者，怎麼會理解甚至同情合作社、大躍進這些似乎只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呢？
在這裡，我想不避冗贅，引述祖父在20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主政西康時的幾段言論，從中我們可以體會到一種思潮的廣泛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