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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不喜歡宋徽宗趙佶創的“瘦金書”，認為輕飄，甚至把它和宋徽宗的昏聵國事和對金朝的軟弱無能聯絡起來。字如其人，這是書法欣賞中的一種傳統思維方式。
與祖父經常往來的劉衡如先生是一位知識廣博的學者，關於他，我在後面還會講到。祖父請他講授過幾次書法，按今天學術界的說法，可以叫講座。講授的物件是哥哥、姐姐和我，地點在家中小客廳裡靠近祖父母臥室的一側。記得第一次講授是一個星期天，窗外陽光明媚。劉先生講了他對中國書法要領的理解。我印象至深的有兩點。第一，字的內在氣勢要通暢，寫在紙上要有活生的感覺，書寫出來筆畫要像有動感的蛇，而不能像死蛇擺在那裡；第二，行筆的基本要領是筆鋒理順，不論起筆收筆、提按轉折、重墨飛白、或粗或細，都要做到這點。他還讓我們當場操練，並加指點。記得哥哥書寫時，因手不穩，一筆捺杵下去成了個大粗筆，字不成樣子。哥哥認為寫壞了，劉先生卻說，這一筆的筆鋒是順的，鋪開了，不要緊。劉先生很會因勢利導。
前幾年我看過一個日本書畫展覽，展覽中的幾幅書法作品使我深感劉先生所言的道理。那幾幅作品和我所接觸的中國古典書法的最大區別就是字軟軟地趴在紙上，像沒有生機的肉蟲子，雖然字的結構擺得似乎是那麼回事。
父親興致好時，會找來宣紙書寫，覺得還可以的便懸掛起來。他的書法作品，在他臥室和客廳中都懸掛過。在上個世紀60年代前期，值毛澤東主席的詩詞發表了三十幾首之際，父親書寫懸掛的都是這些詩詞。我記得先後懸掛過的有《沁園春？長沙》、《菩薩蠻？大柏地》、《念奴嬌？崑崙》、《沁園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懸掛起來後，祖父、祖母便也來欣賞、評論。我記得評價最高的是行書《浪淘沙？北戴河》那一幅，特別是對最後一句，即“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書寫，認為父親寫得氣運通暢，錯落自然。對於稱讚，父親僅說兩字：“差可。”
“*”抄家期間，紅衛兵來家裡看到牆上懸掛的毛主席詩詞，其中有人以懷疑和嘲諷的口吻說：“呵，你家還掛著毛主席詩詞！”對此無話可說。在他們的思維邏輯中，祖父乃至這個家庭成員應該對新中國充滿仇恨才是合乎邏輯的。這種思維固然幼稚，但在那個年代，在那樣一種教育下，這些青少年人那樣想問題也是很自然的。
除四害
在我上幼兒園期間，遇到了“除四害”運動。被宣佈為“四害”的有：老鼠、麻雀、蒼蠅和蚊子。
那時，到處都張貼有“除四害”的宣傳畫，家裡的一進樓門的廳裡就有一幅。畫上是一個手持彈弓的少年，像軍人斜挎子彈帶一樣斜挎著一串麻雀――那是他的戰利品。
但我們幼兒園裡是不讓玩彈弓的，怕孩子們玩起來把其他人打傷。老師把我們組織在院子裡，每個人發了小喇叭、鈴鐺、鑔、小鑼鼓之類能發出聲響的玩具。我們平常就在轉椅、鞦韆、攀登架上玩，只要一見到有麻雀飛來或飛過，就把攜帶的玩具弄響，金鼓齊鳴，讓麻雀驚嚇得不敢停留。事實上，那時不止是幼兒園，許多地方對麻雀都採取了轟趕法：只要見到，就做出各種動靜來使其驚慌，迫其續飛。麻雀飛著、飛著就累得從空中掉下來，這情形我見到多次。後來想起來，這種全民動員式的消滅麻雀方法相當殘酷，但它在不缺乏人力的地方的確是很有效的。那時真是個千村鳥飛絕。
我上的這所幼兒園名字叫“大學路幼兒園”，位於我家的西南方向。從家裡出來沿大學路向右行走一段，可以見到一個牌樓。從牌樓下走進鄉間路，再穿過一片樹林，就到了幼兒園。幼兒園的主體建築是一座木結構的小樓，周圍用竹籬笆圍出一個院子，樓後是幼兒園的一片菜地。菜地裡種了各種青菜，我們吃的菜有不少就是從這個園子裡摘的。有一種菜叫“厚皮菜”，葉子很厚實，吃起來口感很好，是菜園子裡的一種主要作物。我很愛吃，但到北京以後就再沒有吃到過。我很喜歡這個幼兒園的小木樓、竹籬笆、菜園子以及周圍的環境，喜歡老師和小朋友。
有一天，我們正在幼兒園的院子裡玩，忽見來了幾個大人，在門口的竹籬笆牆上刷了幾刷子漿糊，貼上幾張大紙就走了。我們好奇地跑過去看，原來是畫的一幅漫畫。畫上畫了一群幼兒園的孩子――應該就是我們，拿著小喇叭、鈴鐺、鑔、小鑼鼓對天上飛過的麻雀吶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