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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顯密具備
“佛法之顯教，乃其理論根據。佛法之密宗，則其實際作法。理論可以公開，作法則須秘密。此與現代各國對於科學理論及作法之態度完全相同。漢地密法，雖在唐宋之間曾一度傳來，既不完全，且不旋踵而傳承即失。日本僅東鱗西爪，得其點滴，亦即舉以自豪，近且欲逆傳於華夏。西藏則顯教密宗，相為表裡。而所謂即身成佛之無上密法，則幸賴西藏諸師繼繼承承，得宜僅存於世界。惟以既屬密法，未便昭宣。國人若有興趣於此而加以鑽研，即知其於人類精神上之貢獻為何如也。
“二、內外合修
“佛教密宗，凡有四部。初部純重外形，次部重外兼內，三部重內輕外，至於四部則純重內心。西藏雖四部並傳，而所置重則在一四兩部，內外合修。比與現代軍學家訓練士兵外鑠內發之主張完全一致。常見西藏大德內證功德造詣極深，而終日禮拜，供養曾不稍懈，一若初學者然，即可概見。漢地自禪宗盛後，一般佛子莫不偏重內心，遺棄外形，以疏懶放曠為解脫，視禮供禪誦為餘事；日高未起，煨芋鳴高；三藏聖言，置之高閣；尚何六度萬行之足雲。卒之外無所事，內無所得。漢地佛教之不振，其不重外修，亦未始非重大之原因之一也。
“三、大小兼賅
“佛家顯教，又分三乘。菩薩為大，聲緣為小。小乘專求一己解脫，大乘則求普渡眾生。然必先須一己知流轉苦，生厭離心，方能推己及人，發心救度，為此意義願成正覺，是即所謂發大菩提心是也。漢人好高騖遠，一般佛徒莫不以大乘自居，甚且有於大乘之上別開所謂圓頓一乘者。故其治學也，乃將一切小乘典籍，摒棄不觀。即如玄奘法師所辛勤譯成之大毗婆沙論二百卷，梵筴既亡，西藏亦無譯本。此乃絕世之珍，而歷來緇素讀此者鮮，甚至多有不知此書之名者。西藏僧侶通習小乘，俱舍一書列為三大寺必修課程之一，故無馳騖虛名空疏無實之弊。”
康藏佛教和漢土佛教除了在以上三方面存在差異之外，祖父還指出了康藏佛教中的其他一些特徵，如治學中“聞修俱重”、“講辯並行”。這些“皆印度賢聖講學之遺風，而為漢地佛徒所久已喪失者。且即因其注重辯論之故，因明教典遺籍繁多。以視漢地、日本之僅抱定理門入論二書即沾沾自喜者，相去何啻倍屣。”
從現實治理的動因角度看，祖父鑽研佛教，不僅是被動地適應社會環境，而且有在康區建設中形成新的康藏文化的積極設想。考慮到佛教在當地的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他認為在將一系列現代觀念引入康藏地區的時候應設法將之和佛教文化結合起來，方能奏效。他設想中的這種新文化具有將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義”（民族、民權、民生）和佛教文化有機結合的特點。他主張：
“須深切瞭解其〔指康藏佛教――作者注〕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違反其民眾心理之條件下，逐漸以三*義之精神灌輸於彼。使其了知彼等實為中華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萬人之支分，處此世界民族鬥爭風雲緊急之時代，決不能脫離中華民族全體而獨存。且又非消泯階級，提高民權，應用科學改善民生，決不足以建設地方而應付環境。三*義之精神不惟不與佛教文化相沖突，且可互為表裡，相得益彰。特不可操持過切，一概抹煞，以致拂逆其民眾心理，挑起種族間之惡感，則猶治絲益楚分，終難條理。不惟影響國防，而國家有形無形之損失殆難數量計算矣。”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經堂（4）
在西康時期，祖父的佛學知識之獲得，和他與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以及對佛學人才的延攬是分不開的。從我記事時起，這些已經是過去的歷史。但在我的印象中，有的客人到家裡來，有時也和祖父討論一些佛學中的問題。劉衡如先生、郭和卿先生是到北京以後我叫得上名字的兩位。他們是祖父的老朋友，在藏學、佛學方面均有造詣。記得遷居北京以後，有一次劉衡如先生和祖父聊起因明學中的邏輯問題，使我很驚訝。在我從《西遊記》得來的概念中，佛是和神話中法力相聯絡的，想象中的佛學定是由神秘的咒語構成。劉先生告訴我，佛學中有相當多的文獻涉及到嚴密的邏輯；在辯經中，邏輯思維是重要的能力；唐僧――玄奘不僅是翻譯家，而且也是一位辯經高手。
說到辯經，在這裡還想多寫幾句。祖父當年在倡導從佛教文獻整理和學說研究入手形成康區新的文化基礎時，對辯經給予了特殊的重視。康藏佛教有辯經傳統，當時在康區也設有辯論場，名為“講扯裡”。在祖父制定的宗教政策中，提出要利用辯論場並“獎勵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