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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拋棄放任經濟,而另以計劃經濟來代替它。現在世界上的強國,幾乎沒有一個不是採取計劃經濟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蔣百里先生關於民族興衰的思想有關。祖父講到,“蔣百里先生從民族之興衰,發現一個國家民族‘強’、‘弱’、‘亡’的根本原則,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 循著“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的道理,對祖父的“以計劃經濟代替放任經濟”的主張便比較容易理解。當然,如果更深入地考慮,即使承認蔣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則,對於生活條件和戰鬥條件如何一致等問題也還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於沒有給出嚴格的前提條件,也沒有充分的論證,因此祖父的上述論點從學理的角度看並非是無懈可擊的。然而,它無疑體現了一個政治實踐者的現實觀察、感受和判斷。由於沒有後來我們接觸的那些意識形態的色彩,這些根據倒顯得質樸、實在。我始終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曾選擇計劃經濟模式,不僅出於*主義公有制原則的原因,而是出於建立強國的現實考慮。
今天,合作化運動也好,大躍進也好,計劃經濟也好,已不似當年那樣一片光華,其暴露出來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評,許多批評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這些東西的出現其實有著更深遠的社會潮流的湧動為背景,看不到在中國尋求生存發展的過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嘗試,而把問題都歸到中國共產黨的“發明”上去,顯然是成問題的。然而,這不也是在一段時間中,把現代革命史和建設史都變成黨史的後果嗎?欲攬全功,必擔全過,歷史研究和載述自然是以儘量全面真實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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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遊(1)
祖父在成都的時候是比較忙的,經常開會。不過,星期天得暇,有時也與祖母領著哥哥和我出去遊玩。
近處去的比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樓公園,遠處則去過都江堰。
若論印象深,首推都江堰。那一天清晨,雨過天晴,祖父、祖母帶領哥哥和我,乘祖父的專車離開成都,前往灌縣,說是去看一個水利工程。水利對我並不陌生:出家門向右過街就是大片稻田,水渠縱橫;向左走不多遠就是府南河。而今天要去看的水利工程是什麼樣子?
路途中的一個小插曲更增加了此行觀水的興味。在沿一條河行駛的時候,不知道是路壞了還是河水上漲把路淹了,司機李成國看看水不深,向祖父說要把車開到水裡去行一段。“走嘛。”祖父相信司機的判斷和技術。有這話,司機一腳油門就把車開到水裡。頓時,車窗兩側水花飛濺,車子如若行舟。司機如此行路看來是很有經驗的,車子既未熄火,也未淤陷,旋即脫身上路,賓士而去。
至今留在我腦海中的都江堰是從山上俯瞰的景象。兩江分勢,靜靜流向遼闊的川西平原。我感受到開闊,但不是震撼。我想到了重慶。那裡山夾著江,常常會聽到奔騰的濤聲。這裡卻是那麼的謐靜。
祖父站在山上,遠望良久。(那神情,在多年以後的北京十三陵水庫邊上我也看到過。)這天,他給我們講了兩千多年前李冰修建都江堰的故事,又講了大禹治水的傳說。那一次以及之後,我不止一次聽到祖父講都江堰時感嘆它的偉大。
祖父不僅因都江堰的偉大而感慨,也因都江堰出在四川而自豪。他曾經講過:
“川康人創造的效能,很早就在物質與精神兩方面表現出來。秦朝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興建偉大的水利工程:築都江堰,鑿離堆,分岷江(亦稱外江)水入內江,使正流得免水患,而內江亦得藉以灌溉,於是內外二江,俱蒙其利,素多水患的成都平原,一變而成年年豐登的沃壤。最奇特的,這種擘劃成功於二千年前的水利制度,其所定規模,流傳至今,不致改變。民國初年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來川參觀都江堰水利之後,讚不絕口,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優良的人工灌溉。”
水利,在中國的社會治理和建設者心中,有揮之不去的情結。出生在川西平原,受都江堰的滋育長大的祖父,怕也不能免去這一情結吧。當他執政西康得到建設機會的時候,在建設規劃中也想到了水的利用,要使“從前看不出水利的西康,”有“灌溉工程”。他也確實這樣去做了。比如,他在1942年下半年講到西康經濟建設時曾談到水利方面的建設情況:
“在本年上季已完成雅安青衣渠灌溉工程。現時測量竣事者,還有西昌安寧灌溉區、始陽壩灌溉區、天全壩灌溉區,或正在設計、或設計業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