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磕頭。哥哥和我從小在祖父、祖母膝下長大，從來沒有搞過這種傳統儀式活動，陳師傅來家後搞的這個儀式，使我們覺得很不自在。搞過兩次後，祖父說：“算了，以後不必拜了。”這個儀式活動就此取消。到北京以後，父親生日的磕頭活動自然也就取消了。
祖父在家的時候，每天都要抽點時間靜坐捻珠唸佛，他有時把這叫“做功課”。他總是在他的臥室裡進行此項活動，我從未見過他到經堂裡唸經拜佛。
在我幼年的心靈中，佛珠、唸佛是祖父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就像我們要讀書、做功課一樣。我從來沒有問過祖父，他念了些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做。祖父也從來沒有要求我們去對佛像頂禮膜拜，更沒有要求我們去了解佛經的內容。如果把那些活動稱為宗教活動，那麼，宗教對我來說，僅僅是家庭生活氛圍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故事，不是說教，它既沒有激起我的好奇心，也沒有帶給我思想上的碰撞。晚上，坐在壩子裡，仰望幽遠的夜空，我想到並且向大人問的是：天外面是什麼？外面的外面又是什麼？和其他許多孩子一樣，令我難於理解而感神奇的是，世界怎麼是無始無終、無邊無涯的？但是，我絕沒有去想去問：在那幽遠的地方，究竟是一個心靈在主宰還是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萬能的主宰？――像我後來在歐洲哲學史著作中讀到的所謂本體論哲學討論的那種“問題”，未在我幼年的心靈中萌動過。世界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這個問題對我個人來說純粹是從後來讀到的書本上強加進來的，是一個並不能激發什麼靈感和深思的問題。
經堂（2）
關於祖父和佛教之間的更深的關係，我是在成年以後才逐漸瞭解到的。前面講到，祖父在主政西康的時候，對於佛教在當地社會中的作用給予了高度重視。這種重視的態度，不僅體現在他對佛教在康區所具有的巨大影響力的估量，而且體現在他對佛教學理的鑽研。在祖父看來，一般論康政而欲以崇佛治康的人，只是注意佛教在康區擁有實力這一方面，而對於佛教的內在學理及其與康區治理和建設之間的關係仍缺乏認識。我在閱讀一些文獻時注意到，在後一個方面，祖父是進行過研究和思考的。這或許構成了他治理康區獨具特色的部分。
祖父認為，如果只從實力角度來考慮崇佛，則“不免失之虛偽”，如此治康“無以促進康民之傾心結附”，因而也無法“開康省新文化之良機”。他主張從佛教文獻整理、學說研究、論辯等處著手來形成新的文化基礎。
祖父之關注佛學研究，除了是出於和佛教界人士深層文化溝通的需要之外，確實有一些現實問題的處理需要他對佛學有所瞭解。比如，佛教中有黃、紅、白三派，從尊崇佛教的理念出發，三派同在尊崇之列。而從政治治理上考慮，哪一派更需提倡，是祖父在康區當時面對的一個現實問題。要處理好這個現實問題，就需要對這三派的特點有所瞭解。祖父當時採取了“特別提倡黃教”的政策。他這樣做具有對佛教中這三派的認識上的根據：
“紅、白兩派，其教授法多宜於上根人。黃教普遍上、中、下三根，其特點為講究性相、嚴守戒律二者。講究性相，則知識明，嚴守戒律則行為正。果使人民知識皆明，行為皆正，政治上所得之裨益尚可計耶。”
當時在康區最流行的教派是黃教。從文獻看，祖父在上個世紀30年代即對於黃教所倡導的“三士一貫學說”進行過研究並有心得。在他看來，這一學說對於出世法和世間法具有兩相圓融之妙。他認為，撇開出世的一面不論，即使僅從“政學”角度看，該學說也有值得重視之處。他將黃教中“下士學說”、“中士學說”和“上士學說”的現實意義分別做了一番推演，其論述如下：
“甲、下士學說，以明業果之取捨為中堅。此項學說，如果昌明，能養成人民止惡行善之自信心，而發為自治自強力量，掃去一切聽天認命之依賴惡習與不正確之知見，自創美善環境，而躋之富強。今日欲恢復民族，尤非提倡此學，不易策發其原動力。
“乙、中士學說，以出離心為中堅。此項學說，雖重在出世，但如果昌明，能養成社會上之高尚風概，而一掃沉溺物慾率人相食之流弊。
“丙、上士學說，以大菩提心為中堅。此項學說，特別闡明孝字意義充類至盡，多為儒家所未逮。舉凡犧牲自己利濟他人，拔一切苦予一切苦予一切樂之高深道德偉大人格與事業皆由此發生，如果昌明則能養成社會上之多數真實賢明首領人才。”
可以看到，祖父在討論“三士”學說的時候，不限於知其然，他更關注的是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