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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理想，也可以說得到初步試驗的成功。”
他認為：
“威服政策，縱然得到一時成功，轉瞬就會一敗塗地，功虧一簣。為了根絕迴圈報復心理與行為，為了樹立邊務千年大計，所以我才確定以德化政策來代替威服政策。”
除了以“德化”政策來代替“威服”政策，他還提出以“同化”政策來代替“分化”政策，以“進化”政策來代替“羈縻”政策。這“三化”構成了他的經邊政策思想。
從祖父對其經邊思想形成過程的講述中可以看到，這些思想主要形成於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自己在經邊實踐中的探索，同時也還受到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活動的啟發。他談到：
“我還記得有個事實的刺激，啟發了我的思想。據我考察所得，西人也有傳教至夷巢裡面去的，為夷人改善生活禮俗，並用英文字母將夷語譯成文字，而夷人不特不仇視西人，而反尊重西人如父母一般，問其祖國，甚有說是英倫者，有說是倫敦者。我從這個事實當中，啟發出三個要點：（一）不患邊民之‘不懷德’，二患我之‘無德可懷’；（二）不患邊民之不與我‘同一’，而患我之不去‘化’；（三）不變邊民為國民，邊民可能為他國之民；不變邊土為國土，邊土可能變成他國之土。”
在那段時間中，不僅西康藏區，就是西藏方面，對祖父也是比較熟悉的。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培養的第一個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馬戎教授是其導師）將臨畢業，舉行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時，答辯委員會成員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區主席時任藏學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讓。休息閒聊，他和我說，當年西藏上層對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晉美回憶西藏和平解放談判經歷時曾談到祖父當時所發揮的微妙作用。我後來找來阿沛？阿旺晉美的文章，讀到這樣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談判代表團到達重慶，受到賀龍、劉文輝等人的熱烈歡迎。劉文輝，是西藏比較熟悉的人物。這時，金中悄悄對我說：‘共產黨對這樣一個大地主、大軍閥，不僅沒怎麼著他，相反，還給這樣高的地位，讓他講話，致歡迎詞，共產黨的政策並不像謠傳的那樣。’我聽了點點頭。
看來，祖父起到了一個訊號（對西藏方面來說是積極的訊號）作用。
聽父親說，祖父曾談起，他在西南時曾提醒*領導人，宗教在西藏的影響和內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對西藏事務處理要特別注意宗教的影響。反應如何？我未曾聽祖父談起過。
1959年夏秋祖父調任北京，不僅在言論上，而且在空間上遠離了那塊地區。
經堂（1）
如果問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號的時候，有什麼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別不一樣之處，那麼我立刻會回憶起那棟小樓裡有一股淡淡的氣味，那氣味來自二樓上的經堂，來自經堂裡點的酥油燈。
經堂裡供著大小許多尊佛像，大概總有幾十尊吧。牆上掛著多幅唐卡和紫紅色、橙黃色的帷布。一進去，會有一種濃重的藏傳佛教的氣氛。
管理經堂的是一位出家人，祖父、祖母稱她“法賢師”，我和哥哥叫她師傅，其他工作人員都叫她陳師傅。她是我們從重慶到成都以後到家裡來的。她去發，一身佛袍，一來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全家移住北京，她也同來北京，在我家一直住到“*”中。在我印象中，她始終是一位老人，小時候初見她的時候是這樣，“*”後她離開我們回四川時也是這樣。
陳師傅曾經是爺爺奶奶結婚的時候奶奶帶過來的保姆，她幫助撫養過幼年時的父親。陳師傅在到奶奶孃家之前，有過一段出家為尼的經歷，還俗後和一個戲班的小生結婚，父親把她的丈夫叫陳大爺。父親記得，當年住在成都方正街的時候，他們在旁邊有一所三間的宅子。陳師傅和陳大爺有過一段美好的愛情生活，不過他們沒有孩子。當陳大爺決定再娶一房妻室的時候，陳師傅對愛情生活的憧憬破滅了，她決心再次出家。這一次她離開成都到了拉薩，進了喇嘛教門，得號“法賢”。據父親說，當時宗教界人士和祖父交往頗多，靖化廣法寺的巴旺堪布還曾在家裡住過一段時間。陳師傅到拉薩修佛，可能就是巴旺堪布幫助介紹過去的。
陳師傅每天都要在經堂裡唸經、拜佛。她拜佛磕頭要磕長頭，即雙手合十高舉過頭、下跪、匍匐、前額觸地，然後再起來。她每回總要這樣拜數十次才停歇。每年到父親生日那天，她都要叫上哥哥和我，對佛像跪拜磕頭，祝福遠在北京的父親、母親平安。春節的早上，她則要求哥哥和我給祖父、祖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