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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講經、唸經拜佛。父親記得，小時候，祖父還帶他去給喇嘛叩過頭；上個世紀40年代巴旺堪布還曾在我家裡住過一段時間。父親講過，當時流傳一個說法，說祖父手中一串念珠，能頂幾師軍隊。這也可見他進入當地社會之深。我想，吃酥油糌粑的愛好――如果說他確實有那個愛好的話，應該是那時養成的。
事實上，祖父在思考以“威服政策”經邊的侷限性時，在1930年代的若干年中，和康藏方面是發生過軍事衝突的。其中重要的事件是“大白事件”、“諾那之變”、“再復失地”、“甘孜事件”。下面簡述之。
所謂“大白”是指甘孜縣的大金寺、白利村兩地。1930年5月，大金寺與白利土司發生衝突，祖父所部（以下簡稱川康軍）前往調處。調處中與大金寺方武裝相持於白利，並於8月30日發生戰事。戰事發生後，*向中央政府發電要求制止川康軍前進，中央於是令川康軍停攻，靜候中央派遣專員處理。1931年2月9日，趁川康軍弛懈，藏軍和大金寺武裝發起猛攻。川康軍後撤，藏軍佔領甘孜、瞻化及理化縣的穹壩、霞壩兩區。6月，中央特派員到達康定，向中央政府力主藏方撤兵回原防地後再調解大白事件。而藏方則電中央政府強調“甘、瞻原屬藏地，應由藏軍佔領”，拒絕撤兵。“”事變發生後，中央政府電告特派員“國難方殷，對藏亟宜親善，甘事從速和解”，特派員遂與藏方訂下祖父視為“屈辱的停戰條件”。祖父得到通知後表示不敢苟同。至12月，蒙藏委員會改組，石青陽任委員長後電告特派員設法延緩簽字。1932年2月，中央政府令特派員返南京，責成祖父負責處理，祖父“決心以武力收復失地”。遂調兵遣將，收復甘孜、瞻化，而藏軍則退至金沙江以西，遣使議和。依當時情勢，他認為是“不難一鼓而下昌都”的，但本著“與藏親善之意，遂允和議。”他回顧道：“自有是役而後，藏人始知畏威，不敢萌東侵之念”，“當時如不決心用兵，或用兵而不勝利，或勝利而不迅速，”則西康“從此多難矣！”
“諾那之變”中的主角諾那曾任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1935年，蔣介石到成都任命他為西康宣慰使。8月，諾那到康定後，借組織抵禦紅軍事務大力鼓動康人治康。10月進駐道孚後，發動事變，攻上瞻，佔營官寨，進據瞻化、甘孜、德格、鄧柯，各縣縣長多被殺。因為打著中央支援的旗號，所以一時沒有遇到抵抗。當事變由康北波及康南，康南駐軍發覺其行動異常，電詢總指揮部得令後，出擊諾那武裝，事件很快得以平息。
酥油和糌粑（5）
“再復失地”事發生於1936年。據祖父所述，起因於進“剿”紅軍的“青海軍進駐鄧、德、白、石四縣，因軍紀不良，頗失人心”，德格土司遂聯合藏軍於9月東渡金沙江襲擊青海軍。青海軍隊敗退回青海後，四縣為藏軍佔領。祖父在致電藏方責其違法渡江，電請中央政府要藏軍撤退的同時，派兵施以武力壓迫。藏軍見勢撤退，四縣被收復。此後，“金沙江以東十九縣，才算全部安定。藏兵退後，並派代表來康定通好，康藏關係，反而因此逐漸好轉。”祖父認為，“此次收復失地，兵不血刃，與“大白事件”之軍事勝利，使藏人為我軍聲威所震懾，確有莫大之關係。”
“甘孜事件”發生在1939年。事件相當複雜，這裡不細考其史實，只敘祖父當時的態度。他得到的情報是，在甘孜發動變亂的班禪行轅有衛隊三連為骨幹，持有比較犀利的武器，並“誘脅亂民”兩千左右。他認為此事與諾那之變同出一轍：都是借中央名義，都是鼓動康人治康。他的態度是，“一面以為這個問題相當嚴重，一面認為削平此變亂確有把握。”何以有把握？他提出三點：其一，建省以來“比較從前一年一年地有進步，有實惠與民，一般民眾對政府已有信心；”其二，“各地高僧大德及土司頭人對我個人的信念，亦與日俱增” ，不為煽惑；其三，有適當的處理辦法。他的辦法是三個：（1）向民眾宣示，以正視聽；（2）調兵脅制，不使蔓延；（3）運用土司頭人和喇嘛的協助。軍隊進入甘孜後，事件很快平息。從“事變”發生到軍隊進入甘孜，為時不到兩月。
以上幾個事件，都藉助了軍事行動才得以解決。不過，從這些事件的解決中，祖父並沒有簡單得出經邊只有威服的結論，而是進一步看到威服的侷限，並從事件的解決中看到尊重康藏人民宗教習俗的作用。他說：
經過幾次事變“使我對‘蠻夷之人，畏威不懷德’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一類歷代相傳的舊觀念，發生動搖了。而我經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