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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後來，他來北京時到父親家裡住過。胡伯伯於1993年去世。父親寫了一篇小文“送信”，記述了他和胡立民之間的一段交往。文章的最後一句是：“寫這篇小文，也是對亡友的一點紀念。”
父親記述的“送信”，是他在地下黨和祖父之間，充當信使的一段往事。對這一段經歷，父親留下深刻印象。
父親和胡立民（當時的名字叫胡庚炳）是1946年結識的。他們在一起組織社團（方生社），一起辦《西方日報》副刊和《西方夜報》，一起討論問題，一起參加學生運動，瞭解日益加深。1948年春節後的一天，胡立民鄭重地向父親說，他是共產黨員，並提出地下黨要與祖父面談，希望父親從中聯絡。父親立即同意了胡立民的要求。此前，父親已經估計到他是共產黨員，不過彼此沒有說透。
回到家中，在祖父吃早餐沒有旁人在場的時候，父親向祖父轉達了四川地下黨的要求。祖父同意談，並簡短地告訴父親，*中央已經派人在雅安了，並設有電臺聯絡。此前，父親完全不知道這些事情。祖父叮囑父親，這是高度機密的事，不能和任何人講。父親把祖父同意和地下黨晤談的話轉達給胡立民，出於保密要求，沒有和他講*中央派員和設電臺的事。後來，四川地下黨派胡立民長住雅安，直到祖父起義前他始終以為*中央派去的王少春是祖父部隊中的一個高參。祖父宣佈起義後，王少春公開身份，胡立民才知真相。
在祖父同意和地下黨晤面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四川地下黨並未派人來。過了一個多月，胡立民忽然對父親說，地下黨要送一封重要的信給祖父。當時祖父正在雅安，胡立民要求父親親自把信送到雅安。父親找到可靠的車子後，立即動身。（父親突然去雅安的事，後來父親和我聊起來的時候，母親還清楚記得。她說，我當時奇怪，他怎麼突然要去雅安，去做什麼事情卻沒有說。）祖父看了父親面交的信以後說，他們暫時不來了，並把信遞給父親看。父親至今記得信中內容，信上說：
承允晤面，本應儘快拜謁，因家兄經商外出，一時不能回蓉，只好以後另約時間。請你告訴令郎並轉告胡君，目前時機不宜，暫緩晤面，以免播口失風，兩均不便也。
信中最後兩句，父親在向我講述時說，他是記得一字不差的。
回到成都以後，父親按照四川地下黨信中的要求，向胡立民說，祖父覺得現在時機不合適，晤面的事以後再說。當然，信中的內容，不便告訴胡。以後，四川地下黨沒有再透過這條渠道和祖父聯絡。
地下黨的這封信是很有意思的。地下黨因某些原因一時不能和祖父面晤的資訊，為何不直接告訴負責和祖父聯絡的胡立民，而要寫一封重要的機密信件，讓祖父演一出婉拒戲，透過祖父之口 “告訴令郎並轉告胡君”呢？內幕情況不得而知，只能猜測，而客觀效果，則是：第一，切斷原來的聯絡人和祖父在晤談方面的聯絡；第二，在原聯絡人環節如果“失風”，傳出去的是祖父婉拒晤談的假資訊。地下黨工作之縝密，由此可見一斑。
這封信的內容，父親直到1992年回成都旅遊時才和胡立民談起。那時兩人都離休，因而有時間去閒談這些往事，去說當年不便說的細節，討論當時的存疑。胡立民回憶當時的情形提供的資訊是，那時地下黨內出了叛徒，地下黨採取了周密的防範措施。當然，兩位老人也只能是猜測而已。這封信不知是哪位地下黨領導人所寫，當時的考慮，只有決策的人才能知道。
在夜幕籠罩的武侯祠外的街道上，望著祠內團團樹影，給女兒講這段故事，她可能感到好玩吧。但在那個嚴酷*的年代，這些防範技巧卻不知是多少生命換來的。
告別成都
1959年春季，我和哥哥得知，我們將在暑假期間隨祖父、祖母遷居北京，我們將和分別多年的父母、姐妹以及出生在北京的兩個弟弟團聚了。由這時起，我和哥哥經常說到的一個話題是記憶中的世旭、世昕、世寬的樣子：世旭的臉很圓，世昕小時候胖胖的下巴上像有個湯圓，世寬的臉色特別白……成都這邊的工作人員們則常常逗我們說：“這下好了，就要有‘管火匠’管起了。”“管火匠”是四川的一個俗語，指說話算數的人。在這裡，是指我們的父親。他們在我和哥哥淘氣的時候，常常用父親來嚇唬我們。在他們的描繪中，父親是一個個子很高、十分嚴厲的人，不會像祖父、祖母對我們那樣好說話。
在臨離開成都以前，祖父、祖母總免不了一些告別活動，記得有幾次是帶了我去的。
一次是去
